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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摄影/郑亮

 

    中国网 12月21日讯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3-2014）”21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年会主题是“改革新号角，发展新阶段”。会议围绕当前改革和经济形势，重点解读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以下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发表主题演讲。

    杨伟民:

    尊敬的曾培炎理事长，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中国经济年会，根据会议主题“改革新号角 发展新阶段”，我就如何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谈一点体会和认识。

    大家知道社会上目前普遍评价《决定》中最大的亮点之一是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定义和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定义相比较有两点进步。第一删除了原来的“前提条件”，当初的定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第二将“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明确只有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如何才能够落实这样一个重大决断，如何在今后改革发展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基础性作用，我觉得以下几点改革是至关重要的。

    杨伟民:

    第一，政府要正确履行职责，既不要越位也不要缺位。只有准确界定政府的作用，明确政府作用的范围和界线才能给市场发挥作用，决定资源配置腾出空间，只有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好应有的作用。所以《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的职责，我理解可以概括为20字“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这次重新概括与十六大关于政府职责的概括相比较有三点变化：一是少了经济调解，没有再提十六大提出的政府职能之一是经济调控；二是多了宏观调控，十六大界定的职责没有宏观调控；三是把保护环境单独突出出来。以上三点变化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今后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

    杨伟民:

    第二，政府要科学实施宏观调控，既不要扩大化更不宜频频施行。三中全会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和宏观调控的体系。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20字：“总量平衡、结构优化、防范风险、稳定预期”。《决定》确定的宏观调控体系一个导向、两项政策，一个导向是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两个政策就是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两大政策工具。在此之前，中央有关文件并没有对宏观调控进行如此清晰的界定，所以在一定时期我们的宏观调控上出现了一定偏差，把宏观调控当做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宏观调控的任务和手段被扩大化、夸大化，其实宏观调控仅仅是政府职责之一，而不是政府作用的全部。我认为宏观调控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总量，宏观调控是总量政策，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而实施的政策，是通过财政和货币总量的变化来影响增长、物价、就业，从而间接影响微观主体的企业和消费者行为，从这个意义上只针对部分产业实施的产业政策，只针对部分地区实施的区域政策，只针对部分产品实施的价格管理政策等等，应该不属于宏观调控的内涵，不应该把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价格管理都当做短期的宏观调控措施。

    杨伟民:

    二是周期，宏观调控只是在经济运行出现异常波动时才实施的政策，是熨平经济周期峰谷的政策，所以没有必要缕缕实施。既然实施市场经济就应该相信市场，市场也具有经济稳定器的功能，小幅的经济波动，政府不调控，市场就会自行调解。今年经济增长速度上半年一度下滑时，中央之所以保持战略定力没有出手干预，就是因为相信经过30年改革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自身会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政府不出手市场会自行调解，有时候中央政府不做，可能地方政府也会自然而然的做一些事情。

    杨伟民:

    三是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是调控短期经济运行的政策，不是长期的政策，所以不能总吃这种药方，不能把土地、环境等等当做宏观调控措施，不应该在抑制经济过热的时候就收紧土地、环境的闸门，而在经济减速、保增长的时候就大开这些闸门。因为土地和环境政策都是长期政策，不是短期的政策。

    第三，政府要减少管制价格的范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要交由市场。价格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信号，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价格信号必须真实，确切反映市场供求，政府如果过度干预价格形成，会使这一信号紊乱，使市场主体无所适从，使资源配置难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有些时候混同了宏观上的控制通胀与微观价格管制，把微观政府对部分产品的管制当做宏观调控手段，所以使水、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性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相对滞后，防止通胀和通缩当然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但这主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解总供求，而不在于主要进行微观上的部分产品价格的长期管理。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并没有把价格政策放在宏观调控体系的内涵之中，只是在界定宏观调控体系之后提出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价格等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这是有深刻含义的。

    杨伟民:

    当然我们国家部分基础性、资源性价格的确对CPI影响很大，主要是由于资源刚性约束和价格偏低影响了总供给，同时又由于价格偏低扩大了总需求。如果不区分宏观上的控制通胀与微观上的价格管理，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制改革如果迟迟难以启动，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最大的制约，于是资源环境这到坎儿很难迈得过去。

    第四，政府要界定投资项目审批的范围，该审批的要理直气壮，但不该审批的要坚决放弃。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当然是影响和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的行为，这种干预和影响，无论在何时都是必要的，关键是政府用什么样的思路审批？审批内容是什么？长期以来在投资项目审批问题上，基本上是在三个思路上打转转。一是政府与企业分权，政府决定项目还是企业决定项目。二是是政府之间分权，是中央政府审批多一些，还是地方政府审批多一些，是投资主管部门多一点还是行业主管部门多一点等等。三是投资规模上分权，投资多的中央政府批、小的投资少的地方政府批。

    这次《决定》界定了政府审批企业投资范围，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关系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重大公共利益项目政府审批，其他的政府不审批。首次提出了关系国家生态安全项目审批的问题，这就为下一步投资审批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今后有一些项目的审批要从过去的主要审行业、审规模转向主要审空间，无论是哪个产业、哪种所有制企业，国内还是国外的，只要是关系国家生态安全的项目政府才有必要审批，生态安全环境是全体人民的公共产品，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条件，关系生态安全的项目审批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强化现在的环境影响评价。按照《决定》精神就是要划定生态红线，包括严格执行主体功能区制度，在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国家公园范围内、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载区域，无论什么样的投资项目都应该严格审批。

    总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改革价格管理和投资管理体制。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 刘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