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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

　　最近，随着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升温，日本右翼势力开始动用各种力量为窃占钓鱼岛寻找依据。一位据称是搞汉文学专业的副教授经过“苦心钻研”找到了一条能证明“钓鱼岛不属于中国”的史料。一时间，日本一些人大为兴奋，右翼势力更是弹冠相庆，《产经新闻》等媒体也如获至宝，大肆鼓噪“中国自明朝就把钓鱼岛划归台湾的根据彻底崩溃了！”然而，历史铁证再一次粉碎了日本右翼通过曲解史料臆造出的幻梦。人们稍加分析就能明瞭，恰恰是这条所谓“有利于日本的新证据”，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而不是属于古琉球国或今天的日本。

　　《重编使琉球录》与《石泉山房文集》同为明朝册封使郭汝霖所撰，两者陈述并不矛盾

　　作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中历史要素原本就是非常清楚的最早发现和利用了钓鱼岛的是中国人。明清两代共向琉球派遣过24位册封使，其中有14位撰写过出使记录，并且都提到过航路上的钓鱼诸岛属于中国，是为翔实可信的记录和证据。明朝册封使郭汝霖1561年所著《重编使琉球录》，是中国学术界判定中国最早发现和经略钓鱼岛的主要依据之一，其中记载为：“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清楚地证明了，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而石井望援引的《石泉山房文集》中，“行至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只是同一位作者在不同作品中，对同一事件所做的词句表达略有不同的陈述。只要对上述两段文献加以考证、推敲，就不难看出两者含义完全相同。

　　石井望断章取义，误读中国文献，以致得出错误结论

　　按照日本《产经新闻》7月17日头版头条刊登的报道，长崎纯心大学副教授石井望从明代郭汝霖所著《石泉山房文集》中找到郭汝霖作为明朝册封使，出使琉球后写给朝廷的奏折，其中提到出使琉球的记录为：“闰五月初三日，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石井望据此认定“这是明朝皇帝所派使节团正式承认赤尾屿属于琉球，并由琉球人命名”的证据。

　　其实，石井望的“新发现”不过是中方主张的诸多史料的另一个同类旁证。首先，在时间上，两部文献描述完全相同。《重编使琉球录》记述为“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这与石井望从《石泉山房文集》中断章取义地摘除的“行至闰五月初三”并不矛盾，都是在说明闰五月初一就已经过钓鱼屿，五月初三则行船至赤屿了。

　　其次，在时序上也能看出钓鱼岛群岛属于中国。今人所见《石泉山房文集》为明万历年间郭氏家刻本，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庄严文化公司）。其中相关记述中，有郭汝霖于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奉命册封，但一行人等因故在福建“淹留至嘉靖四十年夏五月”的内容。及至“五月二十八日，始得开洋，行至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完整读下来，可见这一文本的陈述，虽不及《重编使琉球录》中“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详细，但郭汝霖在《石泉山房文集》中，从五月二十八日“开洋”（即起锚出发）一语直抵“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其间约一周时间中（农历闰月指每逢闰年所加的一个月，闰五月初三为下个月的初三）行船经过的钓鱼岛诸岛统统省略不论，直接点出与琉球交界的赤屿，是因为作者身为册封使，无须述及自己国家所属的岛屿。而这一点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到了赤屿就到了明朝与琉球的边界处。

　　再次，在地理空间位置上，两部文献记录也是吻合的。《重编使琉球录》记为：“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即明使节船初三到达赤屿，这个赤屿就是与琉球国姑米山（久米岛）交界处。《石泉山房文集》中“界地名赤屿”一语，即交界地点为赤屿。中国历朝使节的出访记录，大都采用“主体视角”的描述，谈及界地，通常是指明我方边界内的最前端地点。

　　最后，石井望的“依据”是“涉琉球境”。他认为“涉”即“进入”，意思是进入了琉球，而“界地”就是今天的境界，进而提出“赤屿是琉球人命名的岛屿”。这一判断和推导，其实是对中国文献的误读，其结论也是牵强附会和违反逻辑的。“涉”字属于会意字，从水从步。作为动词，在古汉语中原指徒步经过水域，《说文》称“涉，徒行濿水也”。后引申出经过、牵连、关联、进入、介入、至、及、动、着等20多个语义与用法，尽管也有进入的意思，但此处“涉琉球境”显然是“及至琉球边境”的意思。否则，下面一句“界地名赤屿”就难以解释。所以，“行至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翻译成今文，当为“行至闰五月初三，来到琉球边境，其交界处是（中国）叫做‘赤屿’的地方”。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两部史料的可信程度与权重也大有区别。相比较而言，《石泉山房文集》不过是文集，并非史料，而《琉球奉使录》与《重编使琉球录》均具有官方性质，作为历史依据显然更可采信。

　　正确解读史料，尊重历史事实，是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基本前提

　　日本史家素有实证主义方法与严谨治学传统，已故井上清等史家对中日交通往来中明清记录，以及日本如何利用甲午战争窃取钓鱼岛的研究足以令世人信服。所以，日本史学界对石井望“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以及右翼媒体的故意曲解炒作报以冷眼。可见，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过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带着先入为主的期许搞出来的“杰作”，与井上清等尊重史实而不是追求政治利益的史家相比，可谓判若云泥，为学术界所不齿。

　　至于日本的右翼，历来是闭着眼睛自说自话一味强调近代以后日本人“发现”钓鱼岛，对中国历史上的大量文献视而不见。这次日本方面找到一份“对日本有利的”明代学术文献，让右翼有了底气，于是放胆与中国论起明代钓鱼岛归属问题。不难想见，谎言不攻自破以后，日本右翼又会对明代中日交通史上的诸多证据采取“鸵鸟政策”。但笔者想藉此对日本进一言：正确解读史料，尊重历史事实，才是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基本前提；承认两国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在谈判对话中寻求解决方法，才符合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准则和两国民众的长远利益。

责任编辑: 佟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