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批评上市公司的尺度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人不可理解，那就是质疑上市公司，竟然成为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情。先是10月12日，多次质疑广汇能源财务问题的汪炜华(网名“天地侠影”)，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其后，10月18日，发表多篇批评中联重科报道的广东《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在广州被长沙市公安局带走，涉嫌罪名是“损害商业信誉罪”。

　　两起案件还在侦查过程中，对外公布的信息也还有限，但是它们引发的社会争议却也已经铺天盖地。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非常纠结的一点是：批评上市公司的尺度如何把握？尤其是陈永洲的案件，他作为记者参与报道，这是一项职务行为，那么其所属的媒体，究竟如何才能确保批评不触犯“损害商业信誉罪”？

　　在中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都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问题屡见不鲜，甚至个别企业在上市过程中就已经充斥各种违规违法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专业人士和媒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上市公司也应该做好被质疑的准备。此前出现过不少良性的监督案例，比如刘姝威揭露蓝田股份造假、《财经》杂志曝光银广夏陷阱、知名市场人士夏草质疑数十家上市公司等。

　　这些事件，媒体或主动报道，或追踪报道，都为真相浮出水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既维护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也得到了千万股民的赞赏。监管部门也多次表态欢迎各界舆论监督，为此还一再延长待上市公司的预披露期，就是给各界实施舆论监督提供方便。上市公司在健全的监督下，也能更好地实现公司营业目标和履行社会责任。

　　我们既体谅一些上市公司在遭遇媒体有偏颇的报道时，股价下跌、商誉受损的糟糕状态，同时，也理解公众期待媒体对上市公司作出更加严格和全面的报道，通过舆论监督维护资本市场的良善秩序。那么，舆论监督与损害商誉的界限在哪？如何化解上市公司与媒体的紧张关系？或许下面这三个方面可以成为共识。

　　首先，如实报道，宽容瑕疵。对媒体而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能否如实报道是判断一家媒体对与错的核心标准，也是评判一家上市公司冤还是不冤的关键因素。我国刑法规定损害商业信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也就是说，只有“假新闻”才可能构成该罪。所以，当一家媒体作出的是真实、客观的报道，无论企业的商业信誉怎样受损，媒体都是在履行舆论监督的责任。当然，媒体毕竟不是拥有侦查权的公安、检察机关，记者也有个人能力的限制，可能会在报道中出现部分错误，只要不是故意弄虚作假，又在指出错误后积极更正，那么这种瑕疵也应该得到宽容。

　　其次，充分表达，善意理解。对于媒体而言，无论是质疑还是批评，应该积极尊重对方的回应，确保提供足够的版面空间让对方充分表达意见，并且做出善意的理解。同样，上市公司面对媒体或者公众的追问，也应该积极回应，避而不答或语焉不详就难免产生一定的不利后果。因为，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理应让投资者有充分的知情权，或者承认自身的错误，或者澄清市场的误解，尽力消弭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其三，慎用公权，平等诉讼。媒体与上市公司有关系和谐的时候，也可能存在矛盾紧张的状况，当纠纷无法协调时，诉诸法律并非不可。但是，无论是哪方，在涉及名誉、商誉的问题上，采取主体平等的民事诉讼还是上上之选。在法庭上，双方可以平等争辩，用证据说话，静待法院的最后判决。而动用公权，请求警察介入名誉纠纷，尤其是针对负有监督责任的媒体，主体身份发生重大差异，这恐怕不是各国上市公司通行的做法。

　　此前，我国也发生过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而被公安部门网络通缉的事件，最后事件以公安局道歉撤案结束。我们也期待上述案件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因为它们不再是一件普通商誉案件，已经成为公共事件，涉及舆论监督的界限，也牵连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利益，公众需要得到一个公正合理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