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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44年加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后，曼德拉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使自己成为非国大事实上的领导者。最初白人政府没有意识到他的力量，而非国大也只是一个党派组织，所以他们只是因为权威遭受挑战而迁怒于他。但当曼德拉在1961年6月创建了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出任总司令后，白人政府知道，如果想使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延续下去，他们就只能把曼德拉投进监狱。第二年8月，43岁的曼德拉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两年后政府又给他增加了“阴谋颠覆罪”，刑期从5年变成了终身监禁。

从此，曼德拉身陷囹圄，在素有“死亡岛”之称的罗本岛上熬过了漫漫18载。

年近八旬之时，曼德拉对进岛当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道：

“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天，天气阴暗，凛冽的冬风透过单薄的囚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生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幢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人都是给的短裤。在非洲传统中，短裤意味着我们是‘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污辱。”

“那天，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

四天后，曼德拉等人又被押送到罗本岛的“狱中之狱”——一座特别为关押政治犯而营造的新监狱。当局这么做是为防止“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政治观点传染给普通犯人。这座长方形的石头堡垒，中间是一个平坦的水泥院落，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有牵着德国狼狗的哨兵昼夜巡逻把守，可谓“插翅难逃”。

曼德拉拿着刚发的三条薄得几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后面，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单间牢房。牢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N·曼德拉，466／64，表示他是这个岛上1964年以来接受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霉湿气味扑鼻，且十分狭小，只有三步长、两米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紧挨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

监狱有一套不成文的狱规，每位犯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受到重惩。狱规要求犯人上衣的三粒钮扣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如果钮扣没扣好，帽子没来得及脱，或没有把牢房打扫干净，受到的惩罚是关禁闭和不准吃饭。曼德拉上岛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

一天，曼德拉在长凳上发现一张报纸。没有多思忖，他迅速捡起报纸，趁无人之际塞进衬衫里。作为政治犯，曼德拉不准获得外界的任何消息。这张意外得来的报纸对与世隔绝数月的曼德拉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看守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三天、禁食三天。以后，类似的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岛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近乎机械化。由于不允许携带任何计时器，囚犯们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看守们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困难了。这正是当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招在曼德拉身上没有灵验。他来罗本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一个日历，使自己生活得像个正常人。

如此封闭、孤独、严厉而刻板的罗本岛，不只是一座监狱，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南非当局要在这里扑灭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火花，把像曼德拉这样刚强的政治犯熬炼成灰烬。

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

入狱伊始，曼德拉就开始同监狱当局展开不懈而艰苦的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涯中保持清醒头脑，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很快，他便成为政治犯们的代言人。每当外界来访或视察时，他都代表狱友们说话，力争改善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待遇；在被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其作为处罚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当时，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

为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苏兹曼夫人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

虽然与苏兹曼夫人的会谈失败了，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同时，曼德拉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

从到罗本岛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抗议穿短裤，并要求见狱方负责人，提出申诉。起先，狱方对他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但到了第二周，曼德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牢房里多了三条长裤。但很快，他注意到其他狱友并没有获得与他一样的待遇。

仔细斟酌后，曼德拉恍然大悟：狱方是想用几条长裤来堵他的嘴，以便尽快平息不满。他责令看守把三条长裤收回，除非每一位非洲囚犯都穿上长裤。看守不敢擅自取回长裤，最后监狱长韦斯尔上校气恼地把三条长裤拿走了，但留下一句话：“即然如此，曼德拉，你就和你的同志们穿一样的短裤吧！”

曼德拉没有屈服，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1965年夏天，国际红十字会来罗本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曼德拉抓住当局的要害，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国际红十字会详实地介绍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待遇，提出申诉，要求狱方改善囚犯的生活条件，并真正听取犯人们的申诉。这一招果真灵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离开后，犯人的狱服有了改善，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

在罗本岛，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要在这样极端孤独无聊的环境中好好地活下去，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懂得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让重复不变的监狱生活令自己精神麻木、失去斗争意志。

曼德拉曾向狱方提出学习的要求，并获允通过函授攻读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为其他狱友也争取到了学习的权利。

不仅如此，曼德拉又带头提出配备桌椅等学习用具的要求。这次，狱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压力下，不敢再怠慢曼德拉的合理要求，他们给每间牢房添制了一张带有三条腿板凳的简易书桌。

正是在这样的书桌上，借着走廊上长明灯的昏暗光线，曼德拉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即南非荷兰语）和经济学，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

在凯西和西苏鲁等难友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表示：“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曼德拉的写作进度很快，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即完成了初稿，从自己的出世一直写到入狱前的审判，以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完成的手稿被曼德拉等压缩成几乎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纸片上，然后将这些纸片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让提前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

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1975年，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转移了两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曼德拉等人被剥夺学习权利整整四年。

监狱里组建的“高层机构”

在罗本岛服役三年后，经过不懈的抗争，监狱的条件有了不少改善，政治犯们在劳动时可以自由谈话而不会被看守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西苏鲁等非国大执行委员商讨后决定，在狱中秘密建立一个非国大机构，以配合流亡在外的非国大的反种族主义斗争。

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高层机构”，其成员都是关押在罗本岛的非国大成员。曼德拉担任该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他和其他三位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按照牢房所在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指定一名成员为组长，负责联络和召集工作。

　高层机构”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狱内的组织不去影响狱外的非国大组织的决策。曼德拉认为，他们在狱中对外界的形势知之甚少，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进行指导，既不公正又不明智，因此，“高层机构”只对狱中生活的一切，如申诉、斗争、通信、食物等，作出应该作出的决定。

由于在狱中不可能召开经常性的大会，“高层机构”的活动便先由四位常委作出决定，然后分头传达给各小组长，再由组长传达给每一位组员。为了把消息和决定从常委们所在的B区传递到与之隔离的普通区G区和F区，“高层机构”特设了一个秘密的通信委员会，专门负责传递信息。

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互相鼓励，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比亲兄弟还亲”的白人看守

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从未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有尊严的囚犯，并且，他还是一个黑人。

曼德拉的行为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会在早上试着同监狱长握手，会说早上好，还问他们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曼德拉总是以礼相待，特别是对有些年轻的看守，他就像父亲一样。有些看守还帮助曼德拉等人传递信息，有的甚至还同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曼德拉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的深厚情谊即是一例。

看守曼德拉整整20年的白人格列高里起初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恐怖分子”。渐渐地，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种东西触动了。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仍持有偏见，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多数黑人统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

曼德拉被列为罗本岛的“头号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温和。在格列高里记忆中，20年里，他只见曼德拉发过一次火。一次，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那时曼德拉正在狱中攻读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当时，曼德拉的声音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救你。”

在曼德拉周围的15个白人看守中，格列高里是唯一能和他谈心的。他俩经常在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橡胶树下交谈。他们从不为政治问题争执，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他们两人的儿子均死于车祸，相同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心理距离更近了。曼德拉向格列高里倾诉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一段时间里，格列高里甚至成了曼德拉在家的代表。当曼德拉因小儿子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而焦急不安时，是格列高里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又送他上了大学。而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也成了格列高里儿子的教父。在他俩之间，肤色的障碍已不存在了，正如他俩所说：“我们比亲兄弟还亲”。

然而，这种不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有人扬言要在街上打死他。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保镖。

格列高里至今还保存着曼德拉临出狱前与他的合影，以及一张曼德拉亲笔写给他的卡片：

军士长格列高里：

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谨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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