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秀丽的未名湖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标志，在她的南岸静静地长眠着一位外国友人，他就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斯诺以他著名的《西行漫记》轰动世界，这里是他1936年去西北旅行的出发点，也是1937年他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他的活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历史，而中国的革命则改写了他的人生。斯诺与这块土地有着割不断的联系，1970年他去世时，根据斯诺的遗愿，中国人民将他安葬在这里。

　　斯诺踏上中国的土地纯属偶然。1928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他挎上花了25美元买的一架旧柯达照相机，登上了"雷德诺"号轮船，去领略那令人陶醉的东方情调。五个月后，斯诺抵达上海。正值梅雨季节，整个城市笼罩在潮湿闷热的雨雾之中。下了船，斯诺立即去找《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

　　沿着上海外滩，走过外白渡桥，可以看见一座砖木结构的英国式建筑，它便是著名的礼查饭店，现在叫浦江饭店。在上世纪初，它被誉为"美国在远东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旅馆"。中国的第一盏电灯在这里亮起，中国的第一部电话从这里接通。旧上海这里开设了十里洋场的第一家西式舞厅。1900年曾经为《纽约先驱报》报道义和团运动的美国记者密勒，在这里创办了上海最著名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二十八年后，斯诺走进这里，谋得了一个记者的职位，但是，他只打算在这里逗留6个星期，以便挣够他去下一站的旅行费用。

　　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

　　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回到繁华的上海，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此时，上海正在准备中华民国十七周年的庆典。鲍威尔要斯诺写点文章，以便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在黄浦江畔，斯诺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正是那些闻所未闻而真实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弃了原来的幻想，转而为中国的命运而大声疾呼。

　　192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斯诺当即写了《中国五大害》加以报道："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

　　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

　　六个星期过去了，斯诺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发现美国给蒋介石源源不断的援助没有用来救灾，反而大力扩充军备。连年的战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上海的外滩是著名的商务区，比邻外滩的南京路上，曾经有许多酒吧、咖啡店。这是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地方。1931年9月的一天，在一个叫沙利文的咖啡馆里，斯诺采访了一位端庄秀丽的中国女子，她就是宋庆龄。

　　通过采访，斯诺获知中国存在的地下革命运动。他写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他说："在中国，共产主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危言耸听者脑中的幻觉，它已经成为有可能左右革命舞台的强大因素。中国共产党目前有七万到十万党员，有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单独进行一场革命，还缺乏足够的队伍，他们看错了。"

　　这样的文章在上海滩发表，无异于空谷足音。

　　不久，斯诺又专程到宋庆龄的居所去拜访，对宋庆龄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他写出了人物特写《她为中国革命而战》。这是自大革命失败后发表的第一篇对宋庆龄的采访报道。文章认为宋庆龄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情感。"

　　几天以后，同样在这个沙利文咖啡馆里，斯诺再次体会到了美好的情感，这次让他动心的是海伦·福斯特，一位注定要闯入他生活的美国姑娘。

　　海伦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社交秘书。在读过斯诺发表的文章之后，海伦跨越太平洋来寻找她仰慕已久的英雄。那些令他激动的文章一直在激励着她。她要自己动手来写，她确信自己会写得更出色。

　　正当斯诺为海伦着迷时，在中国的东北，日本点燃了侵占中国的战火。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偷袭了北大营，继而攻占了沈阳。斯诺闻讯立即前往采访。在那里，斯诺看到的是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日本兵。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屠杀。在国民党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放弃了东三省，3000多万人沦为亡国奴，斯诺沿途所见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其中有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学生。

　　回到上海，斯诺见到海伦，他试图忘记那些令人不快的悲惨景象，开始热烈追求海伦，他邀请海伦去南方旅行。几个月后海伦决定嫁给斯诺，她不再想取代，或者试图超过斯诺，决心尽力协助自己的恋人成就一番事业。

　　正当两人沉浸在热恋当中时，日本人又在上海挑起事端。1932年约28日晚，斯诺得知日军将在夜里发动戟，立即赶往闸北火车站。在那里他亲眼看见日军抢杀中国市兵，便当即发出电告。第二天，美国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和纽约太阳报都以头版新闻登出，标题是"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斯诺成为最早报道"十二·八"事件的外国记者。第二天，冒着枪林弹雨，斯诺访问了前线的中国士兵。对他们抗战到底的绝心即吃惊，又感到震奋。而更令他震惊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他写道"在炸毁的运兵车的铁壁上，血肉模糊，冒烟发臭。"

　　在痛苦和欢乐中，斯诺和海伦渡过了1932年。到了圣诞节，他们到了日本东京举行了婚礼。在风光旖旎的南太平洋渡完密月，他们再次回到中国，这次他们选择了北京。

　　此时中央政府已从北京迁到南京，过去的首都，已改名为北平。但大多数外交使团仍然愿意把大使馆高在北京的东郊民巷，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还是愿意称这里是北京而不是北平。

　　北平是飘泊着的天堂。在那纵横交错的胡同里。斯诺夫妇很快找到一处幽静的房子--煤渣胡同21号。在这里斯诺放弃了记者工作，成了一名悠闲自得的自由撰稿人。时间静静淌过，对斯诺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人，老北京实是一个鬼力无限的闲逸城市。斯诺爱上了赌马，他们用稿费和赌马所得，来维持他们优雅的生活。海伦喜欢跳舞，在北京饭店的楼顶，经常举办外国人的舞会。海伦让斯诺陪她去参加，在舞会平台上，斯诺静静地欣赏她的美丽舞姿。

　　他们喜欢这里的城墙，喜欢遍布城里城外的王府、园林和废墟，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深深的吸引着他们，这里曾经是慈禧太后的行宫。在斯诺夫妇看来这是具有历史感的地方。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后，斯诺夫妇在颐和园附近的租到了一座乡间别墅。宽敞的庭院里有果树、花草。斯诺高兴地写信告诉姐姐："在院角我有一个书房，在窗户前我能看到颐和园，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树映衬着天空，在城市外面，蓝天清澄。真让人无法安心工作。"

　　离颐和园不远，有著名的北京大学。在三十年代这里是燕京大学的旧址。燕京大学是当年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一所大学，1919年出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决心将它办成中国最好的大学，与著名的北京大学相抗衡。1926年，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迁到海淀，搬到19世纪被西方军队捣毁的圆明园附近，这里有个叫不出名字的湖泊，四周环绕着花园和柳树。从斯诺夫妇的新家到燕京大学步行只需十分钟，斯诺夫妇常在这里留连徜徉。

　　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六七个教员中，有一半是由当时的英美等国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就是其中一个。海伦去学哲学，在这里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过去不可能遇到的中国学生。

　　未名湖的风景的确有些令人陶醉，但校园里却并不平静。燕大的学生有许多来自东北流亡学生，学生会主席张兆霖就是其中的一个。日子一天天过去，在他们中间弥漫着日益浓厚的思乡情绪，而此时日本人已开始从东北向华北渗透。

　　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国民党政府撤销北平军分会，并着手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

　　陆璀采访：

　　当清华大学把书籍搬出图书馆，准备运往南方时，斯诺和海伦也离开燕京，搬到了盔甲厂胡同13号，住进了当年传教士们建造的一座院子。大院紧靠着北京古城墙，但这个僻静的角落并不能带给他们平静的生活。

　　10 月的一天， 燕京学生张兆麟找到了斯诺夫妇，向他们打听中国将要把华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传言是否属实，传言得到证实时，张兆林竟失声痛哭。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格懒懒地洒进来。"哭是没有用的，我们要行动起来。"斯诺脱口而出，作为美国记者，他本应保持中立，可是在一瞬间，斯诺和海伦让自己偏向了中国。

　　海伦建议发起一场学生运动，类似于五四运动那样。几天后，张兆霖又来到盔甲厂胡同，这次他带了几位朋友，来和斯诺夫妇商量他们拟定的计划。后来他们都成了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者。

　　陆璀采访：

　　黄敬，原名俞启威，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外围积极分子。12月7日，根据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委员会的指示，北平学联决定举行一次抗日救国游行示威活动，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9日，古都北平滴水成冰，两千多名北平各大专院校学生走上了街头。斯诺夫妇和几位外国记者就行走在游行队伍中，海伦和学生一起高呼口号，斯诺爬上前门城楼，拍摄了游行场面。为一二九运动留下了这段珍贵的历史镜头。后来斯诺曾骄傲地说："尼姆和我通常是不看游行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却为能和游行的领导者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这一天，燕京和清华的同学，一大早便集合起队伍，准备从西直门向城里进发，从学校到西直门有二十多里路，当他们到达西直门时，军警已经关闭了大门，队伍被阻挡在高大的城门外。

　　陆璀采访：

　　历史的机遇，把一个普通的女学生推到了风口浪尖。

　　12月16日，北平学生再次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清华和燕京大学的学生队伍到达西直门时，又受到了军警的阻挠。坚固的城墙阻隔了他们与城里同学的联系，这时陆璀从城门底下的缝隙里勇敢地钻了进去。准备从里面打开城门，几十名军警迅速扑了过来，把她关进了一个警察所。

　　陆璀采访：

　　这为和善的外国人正是埃德加斯诺。在看守所里，斯诺采访了陆璀，并以中国的贞德来比喻这位勇敢的女学生。斯诺的报道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学生的勇气和力量。随后，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进行了疯狂镇压，并在各大学里大肆搜捕进步学生。

　　陆璀采访：

　　在斯诺夫妇的小院里，陆璀留下了这两张珍贵的照片。

　　几个月后，斯诺也从北平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在与学生领袖的交往中，他隐约地感受到共产党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从而使他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革命的"未知之地"陕北。正是通过学生领袖俞启威与刘少奇等人的联系，斯诺成了第一个被允许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他专程前往上海拜访宋庆龄，请她为自己精心安排了行动线路。1936年6月，当蒋介石宣布对陕北红军进行再次"围剿"时，斯诺已从北平踏上了这一非凡的旅程。

　　二十世纪外国记者在中国卓越的一次冒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