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宁波乐氏于康熙年间（1662-1722）创办的药号。同仁堂“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宁波人开始把钱庄办到了上海。因为在家乡早就拥有了开办钱庄的经验，所以宁波人的钱庄一进入上海，立刻就显得游刃有余。

在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再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宁波有几个商业家族集团在上海从事钱庄的经营。比较著名的有镇海的李家（小港），镇海的方家（桕墅方），镇海的叶家（庄市），也就是叶澄衷，以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后来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五个。

钱庄是靠个人的信用作为担保的，它发行的叫庄票，这个庄票非常简单，它上面是用毛笔手书的，但是它的信誉相当好，当时的中外客商都很欢迎这种庄票，称作“上海头寸”，相当于硬通货。

钱庄发行的庄票，在上海地区当时季节性的棉花、茶叶和蚕丝大收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收购旺季里，巨额的资金流动，必然会带出很大的资金缺口，而钱票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五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以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的商界奇才。

二十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历史不会忘记宁波帮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了“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各地的同乡会，他们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证明了当时在外的宁波商人已经多到了需要集会的程度，而且，宁波商帮作为一个无形有质的“帮”,除了 “商儒一体”的共同地域个性外，它的内部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同乡”这个词，正是他们把各自看作与自己“同一种人”的强大纽带，同乡会强化了这一种心灵契约关系，并使它组织化。

六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产生过徽、鲁、闽、晋各帮，兴盛了数百年，最后都衰落了，而宁波帮为什么能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新，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在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来还很时髦的行业，最早都是宁波人搞起来的。

还有就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百多种宁波人宁波地方的家谱，在这些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里边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了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的准备。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求学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的形成了。

再有，就是宁波的区位优势赋予了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水运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南北船只在宁波交汇、贸易、周转、集散的。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还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的，它是通到杭州。从杭州到宁波又有一条杭甬运河，所以这里的物资从上海到了宁波，又可以从宁波顺着运河到杭州，再从杭州顺着京杭大运河上溯，上溯可以通过它的各条水系，又四通八达通向中原地区，通向北方地区。

这时候，宁波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城市，它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物流中心。在清代（1644-1911）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里，这座城市里云集了徽、鲁、闽、晋各帮客商，同时也汇集了南北的船帮。在今天的甬江边上还保留了两座完整的船帮会馆。庆安会馆是南线船帮的会舍，而坐落在它边上的则是北线船帮的安澜会馆。他们所跑的航线不同，但是他们都信奉共同的保护神妈祖，并把这位航海女神尊为“天妃”和“天后”，也就是至尊女神。

宁波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创业呢，因为宁波过去是太苦了。宁波地区农业生产的粮食是不够吃的，逼的宁波人要往外走。所以在上海也是这样，上海后来买卖做得大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是宁波人。（供稿《今日中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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