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中国政协的对外交往代表中国民意表达中国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中国政协与国外议会不一样
《今日中国》记者张桦（以下简称张桦）：中国的政协与国外的议会有什么不一样？《今日中国》的外国记者说，近年来在美国的政界当中有一种“说客”，他们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位外国同事想通过我来问您，在中国，尤其是“两会”的幕后有没有“说客”的影响，商人会影响政策或者两会的议程吗？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以下简称赵启正）：中国的政协不是立法机构，它是一个中国各界的代表人物组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对中国的重要政策，重要选举，由执政党和国务院事先在政协进行协商，对它执行的效果，政协可以提出考察和修订的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要进行认真的对待，这是政治协商。
那么民主监督，当然我们考虑任何问题都是代表各行各业的，并不需要表达一致了才能提出来，某一个委员会，某一个委员都可以提出见解来。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行为，政协的确有民主监督的权利，这很重要。通俗地讲，我们可以讨论政治，可以参加政治生活，所以和议会是不一样的。有人会问了，没有选举权有什么用。我们没有选举权恰恰可以摆脱某些方面的影响和控制。
“两会”幕后没有说客
张桦：《今日中国》有外国记者说，近年来在美国的政界当中有一种“说客”，他们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位外国同事想通过我来问您，在中国，尤其是“两会”的幕后有没有“说客”的影响，商人会影响政策或者两会的议程吗？
赵启正：所谓“说客”问题，中国没有这样的机构。我们各个界别的委员，经济界，教育界，体育界，文化艺术界，可以表达他们界别的意见，不是说客，但却可以表达比“说客”更充分的内容，这是中国政协的特点。
中国政协的对外交往代表中国民意表达中国
张桦：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好吗？
赵启正：外事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和它的任务有关，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对外友好活动，或者说是公共外交领域内的一种。外委会59位委员几乎都有外交经验，其中过去的大使和外交官有十几位，从事过对外文化交流的官员和文化人有十几位，此外还有一些具有对外交流经验的企业家和社会名人，这样对外交流起来比较方便，效果也比较好。
张桦：政协的对外交往是在中国整体外交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本届外事委员会在公共外交方面取得了那些成绩？这几年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提案有哪些亮点和变化，请您介绍一下。
赵启正：现在越是发达国家，越是在国际上影响力大的国家都很重视公共外交。一个国家的整体外交由两部分组成，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政府的公共外交也是对政府外交的一种补充。中国政协的对外交往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交通的方便，网络的发展，国际形势对中国的每一位公众都有影响。比如说：我的对外贸易。如果外国有制裁我们的行为或者他们有贸易保护主义，那我们出口困难了，就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工厂的工人失业。如果我们人民币增值了，就使得我们产品不太好卖。但是，如果你的子弟出国留学，人民币的增值，你倒可以省钱。所以，国际关系深入到我们生活了。这样，我们的国民就需要有一种国际意识。习惯于关心本国的国际地位，习惯于关心国际关系。这就产生了由公民参加的外交。也就是说我们的公民出国，要对外国表达本国。比如一个学校的教授代表团，或体育代表团，或文艺演出团，或友好协会等等。这种公共外交是比较新鲜的，这正好符合了我们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任务。
本届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第一年就成立了三个小组。它们分别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形势、公共外交的小组。我们很明确地说政协的对外交往属于公共外交的范围。我们代表中国的各界，代表中国的民意来表达中国。
这四年多，我们做了有很多事情。一是普及公共外交的概念，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会议，出版《公共外交季刊》。它的文章水平很高。可以说受到了国内外的重视。为了普及国内的公共外交概念，我们也写了一些书，比如说这本《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这本书当年就被日本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反映很好。
二是每年派团去其他国家访问，访问对方的政府，对方的议会，对方的非政府组织，甚至包括对方的企业，那么这也就是公共外交的具体活动。
2011年，中国全国政协的公共外交达到新的高潮。我们与外国的公共外交的重要人士，这包括官员和民间的在内。比如说美国的常务副国务卿和我们谈了美国的公共外交。美国的哈佛，耶鲁，乔治城大学和我们举行了座谈会，美国的民间公共外交组织，包括他们的广播协会也和我们进行了交流。英国的四十八家集团，这是英国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大企业的联盟，他们也来到中国与我们进行了交流。我们与韩国、日本举行了座谈会，与巴西驻上海的领事进行了交流。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双方都认为这种交流是很重要的。有些国家愿意购买公共外交书的英文版权。韩国已经翻译完成，很快就要出版。所以我们这个委员会几年来踏踏实实的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和谐善意的
张桦：您刚才讲到与国外的公共外交的交流，我很想知道在这种交流中我们有没有借鉴他们的一些经验。
赵启正：世界上开展公共外交，比较早的是美国。他们在推广美国的公共外交中有些经验我们是可以参考的。他们有美国之音，我们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但是也有很多区别。美国的公共外交有一种霸气，除了说美国好之外，还说你不好。而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和谐的，是善意的，我们在介绍中国的时候并不伤害别国，我们只是讲清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社会体制，我们的经济发展，让人理解，其目的就是在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好的国缘。人有人缘，国有国缘。好得国缘有温暖，人家就会支持你，理解你，对你采取友好的政策。所以公共外交这个词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内容方法上，指导思想上还是有区别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目的。同一个国家对于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具体要求。
政协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张桦：政协委员关于公共外交的提案，对推动中国的公共外交做出了那些积极贡献？
赵启正：全国政协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推动者之一。并不是我们能包打天下，外交部仍旧有很多的公共外交机构，但我们进行的比较广，我们有利的地方很多。比如企业家，我们很愿意让企业家明白公共外交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要“走出去”，总是遇到挫折。举个例子，国外有人就说：“你们中国的企业，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企业？”这并不一定是对方的政府，有的是对方的工会、当地居民。那么我们中国企业面对外国公众，说明自己企业是对当地有利的，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机构，这就需要做公共外交了。这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考察。
2012年将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和愿意“走出去”的中国大企业，和已经在外国取得成功或遇到挫折的企业进行广泛的交流，将这方面的工作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张桦：那么2012年就您所看到的截止到现在的这些提案，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那些方面？
赵启正：像外交部，商务部，中国的一些大媒体，早就有了对公共外交的概念，那是一个进一步提炼或提高内容、提高质量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民间团体或更多的企业来说还是个普及，到底公共外交是什么，还不是很了解。跟外国人谈话并不是单纯用社会科学的词汇，或政治词汇去堆积，因为对方不都是政治家，也不都是社会科学家。如果这样，那么你就沟通不了，一定要用我们自己所在领域的话。用我们日常的话在讲，在这些话当中来体现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策。假如说一个大学的代表团去访问外国的大学，和外国负责大学类似教育部的官员，你谈中国的教育自然的就把中国的教育政策、中国的教育现状就说出来了。并不需要有专门的政治词汇，而这种介绍是讲中国的故事，它是生动的，容易懂的，印象深刻的，它比那种社论式语言容易成功。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做这种普及工作。使公共外交的概念让应该知道的人都知道。
张桦：在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如何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何维持地区及世界的稳定和和平？对于这些问题请您谈一谈。
赵启正：中国的国际地位这30多年提高得很快，在30多年前我甚至可以不关心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因为我们是自己内部定的汇率，和外国贸易数量极低，也就是说不进行贸易我们也能活。但今天不是，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GDP世界第二，如果国际贸易发生任何问题都影响到国际上的声誉，甚至于影响人家，欧洲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他们买我们的东西就少了，我们出口就困难了，那么我们如果出口困难，那国内就会出现失业和降低待遇的问题，所以国际环境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外部因素。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前就是在中国，但现在不是，比如我们现在人民币的兑换和汇率就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产品供应世界，如果我们的产品出现供应不足，他们就会发生某些困难，所以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成了世界的事情，世界的事情往往成了中国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国际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是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了。历史上不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开了一个雅尔塔会议，是处理战后问题，美国，英国，当时的苏联都出席了会议。中国没有，中国的问题他们替我们讨论了，替我们决定了，这实际上是欺负了中国，这就是边缘化了，现在不可能。现在G20没有中国，行吗？它扩大，希望你参加，后来说了，G20不行那就G2吧。这又夸大了，中国和美国能解决问题吗？但是中国因素太重要了，就是在联合国中国说话你得听。至于你接受不接受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的困境是什么呢？原来发展中的其他国家，看着我们发展了，它问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而发达国家说了，你GDP第二了，你多承担义务吧。超出你可能性的多出钱吧，也不行。我们愿意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如维和部队，我们以前是拒绝的，我们没有力量，现在我们有力量了，我们的维和部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出兵最多的，但是我们的兵多数是工程兵，帮助当地人民克服灾难，帮助当地人民找水源。我们也不能像那些更有钱的国家那样承担的事情。因为我们也明白，我们人均值还是少的，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困难面的。当时有个欧洲大国的大使，他说我就想不通中国老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你们奥运会，你们世博会都开得那么好，你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说中国是有几件华丽的“外衣”，如奥运会，世博会，但是你们看看我们衣服里面的衣服，有的还很旧很破，我们还有落后的地区，你不能只看“外衣”。他说，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所以我们对外表达的时候不能只表达“外衣”，有的时候还得告诉他们我们的“内衣”还有问题，要不人家用对欧洲和美国的标准来要求你，你怎么去满足？那么很多国家要求你援助，你是不是都答应，这是我们一种困境。所以有的人看你像发展中国家，有的看你像发达国家，而对你的要求日益增加，
中国为什么被误读
张桦：回顾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声音，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责任论”，这是为什么？它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思考，您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什么。
赵启正：因为中国大，体量大，GDP世界第二，中国的发展，是其他国家发展的一个外部条件。这些论点的出现有两个，一是他们的思维还是冷战时期的思维，因为你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么你们的思维大概和以前的苏联差不多。苏联是冷战的一方，那么你们将来有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我们对立，因此我就想遏制你，也就有各种说法，怎么对他自己有利也就怎么说了。当世界很多人觉得中国很有希望的时候，他说你要崩溃了，来化解人家对你的尊敬。当你有了新的发展了，你可能威胁我了，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威胁其他国家。实际上他这么说是反过来制造一种舆论，你们都来增加军备吧，都来包围中国吧，这就是遏制中国。无论说是“威胁论”，“崩溃论”，还是“责任论”，这里都有他本国利益在内的。“责任论”就是让你多出钱，另外他们国内出现的政治问题来抱怨中国。
向世界说明中国是门“功夫”
张桦：这些论调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您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什么？
赵启正：对于这些论调，我们不必过于在乎。但是我们愿意说服别国的普通民众，不要跟着这些有偏见的政治家走，我们没有意图想说明那些政治家的，没有说服他们的力量，不可能，这是他们的立场决定的。但中间状态的民众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现状，说明中国的内外政策，解疑释惑，回答人家的问题，不但说明我们的成就，还要说明我们的不足。你可以细看我们党代会的报告，每年人代会的政府报告，其中很大一段是说明我们的不足的，我们并没有隐藏这些不足。假设我们有七分成绩有三分缺点，我们把它都说出来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如果你不说三分缺点，只说七分优点，那么他可能对这七分也有怀疑，如果我们一起说，他相信这七分，也相信这三分，反而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对外表达中国时一定要真实。我可以梳一梳头、穿一件很好的衣服坐在这里，但绝不要整容，要整容就是一个假的中国，不好。一定要表达有优点、有缺点的真实中国。
张桦：您这样讲让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公共外交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赵启正：是的，我们的对外交往呢，网罗的人太多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出国的人，一年一万人次，现在两千万人次，就是两千倍，也就是说你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中国人的声音，看到中国人的面孔。有一个日本人说了，以前在国际会议的时候，他们见到亚洲人就用日文说你好吗。现在见到亚洲人就用中文说你好吗。这说明现在中国在世界任何重要场合我们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都参加了。中国的存在感是很强的。
至于有一些民意测验，中国是第一强国，特别是在美国的测验，一般民众怎么测出来的呢，它是从日常生活中。他们说到商店里，买什么都是中国的，买鞋，衣服，玩具，儿童车，买厨房用品也都是中国的，所以中国特别强。但他没看到，武器呢，飞机呢，咱们中国的客机全部是进口的，武器他们是不卖给我们，但是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一般的美国民众他没看见这些事情，他只是看到日常生活用品。那的确中国的很多，所以有些人就说中国世界第一了，我们听到都觉得可笑。这个时候所谓中国威胁论就容易蔓延，而且在民众中蔓延，我们的公共外交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你的理解是不对，现在世界上好多名牌产品，品牌的，还没有中国的。比如，通用，日立，西门子，中国几乎没有品牌排到这个位置？几乎没有。
“说明”是个功夫，是门艺术，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建设好。中国建设好，《今日中国》才有可写的，否则妙笔生不了花。妙笔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来。第一句话塑造中国，第二句话传播中国，这才叫全部的塑造中国形象。
《今日中国》讲述中国故事
张桦：您曾经说过中国逐渐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国外对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多，作为《今日中国》这种有责任的公共媒体应该如何开展公共外交，向世界说明中国。
赵启正：这分几个层次。最高的，向世界说明中国。向谁说明？对象要大体上定一个界限，大约文化程度是什么样的。大约是哪些美国人或英国人。那么再往下我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当然你用英文，法文，或德文是没问题的。让人家看得懂。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你不要拿这个人当专家，你要拿这个人当高中毕业的外国人。
给他们讲中国时，要从比较基本的，比较见得到的，比较能理解的去讲。不要去讲太多的哲学。不要老穿插着政治语言。假设你讲九寨沟多美丽，我们修了山间的栈道，修的时候我们很注意把道修窄点，你不能说中国的政策就是保护自然，政府在某个会议中说了什么了，完全没必要，你就讲中国的故事，故事后面就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后面就是中国的政策，政策的后面就是党的领导。前面故事讲好了是一好百好。那么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等，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也不一样，他们对中国的关心也不一样。所以这几个版本的差异性我想你们已经注意到了。恐怕还得继续注意，绝对不是一个稿子翻译成四种文字。我记得你们大概有七个版本，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属地化，为什么要本土化，就是要了解当地人的需求，在当地一定要有广泛的朋友，才知道他们对什么问题有兴趣，有兴趣的和我们想要说的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它是两个圆，一定要找到交集的部分，并且要更加重视外国人想知道的内容，那么是讲今日之中国还是讲过去之中国，还是讲古典之中国。重点是今日的中国。我们到美国去，对于纽约建设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听听，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你们今日的金融中心是怎么建设的。纽约今天是一种什么文化状态，我并不一定非得问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美国。所以还是以今日中国为主。政治是在经济文化的后面。换一个形象的说法，大楼，党就是里面的钢筋，你看到大楼外面好，楼为什么会屹立不倒，因为里面的钢筋，钢筋是共产党。
张桦：您走访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您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公众形象是什么样的。
赵启正：公众形象，从宏观方面讲，就是我们政权的稳定，我们的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出国这么多人的表现。要说明中国的文化，中国“和”的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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