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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发表演讲 摄影/中国网 杨佳

    中国网12月21日讯 （记者 孙磊）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4-2015）”今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此次年会主题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创新”。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平行论坛一：创新驱动发展环节中发表了主题演讲。

张燕生:

首先非常感谢，作为学者来讲谈三个观点：第一，活力，怎么能从创业活力能够转变到创新活力。我们经常在下面做调查研究，我看到一个案例，广东的佛山，靠草根，不是特区，不是省会也不是国家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扶持地区，就是靠草根在那个地方，过去35年的工业发展成广东的第二，仅次于深圳。因此我们对佛山全面持续调查研究发现，佛山是一个非常具有创业活力的地方，我们就研究为什么佛山会有创业活力。我们的体会就是现在克强总理和国家强调最多的就是简政放权，政府把手里的权下放给最基层，下放给企业，下放给社会，最后形成一个万众创业的环境。但是我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佛山在前35年创造了它的辉煌，形成了好几个产值都是超过4000亿人民币的产业集群。但是佛山如何才能够由创业活力转变到创新活力，我的感觉是比登天都难，怎么办？缺渠道品牌怎么办？缺资金怎么办？缺转型的能力和经验怎么办？缺技术怎么办？因此我们会发现佛山的故事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从创业的活力转变成创新的活力。

张燕生: 另外一个案例，我看了我的家乡武汉，我总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武汉这个地方有没有创业活力，也就是老百姓想来万众创业能不能做到？我个人觉得武汉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到武汉去看到是非常有创业活力的地方，武汉有没有发展活力，也就是一个企业创业以后能不能在这个环境中做大做强做好，实际上是困难的，我就在想问题是什么，问题可能就在能不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做好的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也就是我们讲的“放水养鱼，偿付于民”。第三个案例，我们过去35年哪一个地方最具备创新活力，大家的回答是深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在中国是一个比很多明星城市都更加具有创新活力的地方。我在一两个月前到深圳调研，遇到一个青年人，后来我到深圳调研的时候又见到他，我问他哪年生的？1986年生的。去年的销售额多少？500万。今年销售额多少？3个亿。我说做什么的？做人工智能。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觉得深圳这个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缺什么，他说缺三个东西，一是缺基础研发的支撑，我需要一些新的材料，我需要一些新的概念，需要一些新的支撑，我在深圳很难得到支撑。二是缺共性技术、公共技术转让和开发的平台。我说深圳政府很努力，深圳有和科学院合作的先进技术研究院，做得很好。他说做得很好，但是仍然不给力。这个小师弟跟我讲，他说大师兄你知道德国人在为我们这些中小企业解决共性技术和技术的转让和开发，富兰克福（音）协会有1.8万个研发工程师，60个研究所在7大领域为我们中小企业解决缺技术的问题，经费1/3来自于财政，不问用途，就给你，只要你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转让服务，1/3公共经费支持，1/3企业有偿服务，我哪些企业是有偿服务的，是要付钱的，他告诉我的故事和在佛山调研的故事，和在很多地方调研的故事，即使深圳在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转让方面都是很难承担的。香港一个知识产权转化装置花了多少钱？花了40亿。深圳能花的起吗？香港经济是个弹丸之地。后来我说第三个缺什么？他告诉我说缺金融的支持。虽然深圳已经是中国在金融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对创新性的中小企业来讲，直接融资、天使投资这些方面，发现金融支持远远不够。

张燕生: 我们要想从要素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怎么能够解决前35年的草根发展起来的创业活力，转化成创新活力，而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怎么能够真正变成创新的中心，这对我们新35年的新常态来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我觉得这是要举全国之力，交给市场，市场是不会解决的，交给企业，企业是没有能力解决的。第二，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我们实际上题目叫做要解决比较劣势的领域如何形成竞争优势，从创新驱动，从知识经济的发展来讲，从人才的培养来讲，从知识产权各个方面都是比较劣势的领域，如何能够形成竞争优势，我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如何能够从工业经济时代的大学转变成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建议也是非常简单，既然是比较劣势，就要按照我们过去35年成功的经验，第一是走出去，把我们的研发中心、咨询中心、人才中心、设计中心，各种各样的触角，用走出去的方式进入到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方，美日欧大三角地区，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张燕生: 第二个环节是把我们触角所得来每一个新的概念，新的信息、新的活动引到国内来。引进来，我们的建议是，前35年说的是引资：引资本，引智：引人才，引技：引技术，实际上我们自己的看法，最重要地是引“制”，引制度，引方法，我们在很多地方调研的时候，说你搞创新的时候，我们就想了解你对标的对象是谁，是德国还是美国，还是新加坡？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三个环节引进来以后就是本地化，大规模的把一些新概念，新理念在国内能够广泛开发、应用和推广。怎么能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开放创新，现在太多的项目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在做，我们很难像美国人那样用全球最优秀的经验，很难作出世界顶尖原创的创新性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张燕生: 第三，今年经济工作会议讲的产业化创新。这次讲创新要实，也就是要把创新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企业化的创新和落实到企业，这里会涉及到前35年的模式真是应该终结了。因为前35年从产业化的发展来讲，我们走了一个代工的模式，我们产业化创新首先涉及到我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何能够从代工的模式走向自主创新，从低端的模式走向高端，从外围的模式走向核心。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对我们的经济来讲是脱胎换骨的转型。我总是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大国怎么就会在前35年改革开放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时候，港澳台企业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在向他们学习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自觉地学到了一个小经济体的代工模式。因为我们知道东亚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小经济体的代工，另外一个是东亚大经济体的自主生产，日本和韩国始终是自主而不是代工。因此我们要转向产业化创新，最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从前35年的代工走向自主创新，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转变。中国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应当讲我们面临的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个机遇也就是说我们创新是在需求诱导下新科技革命的创新。中国的老百姓经过35年，我们再也不是价格的敏感者，仅仅追求便宜的东西，我们已经成为价值的追求者，我们要买好东西。因此前35年华为是非典型的中国企业。经济学家有句话，谁创新谁死。新35年华为将成为中国典型的企业，这句话是谁不创新谁死，从这个角度来讲，新的需求结构会诱导我们新一轮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