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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6月27日讯 记者郜玉至）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于6月26-27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本届峰会主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年后新路径”，中国网对本次峰会进行了全程报道。

    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能源和气候经济学项目主任邹骥先生在平行综合论坛一“绿色增长”主题会上带来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基本考虑”的演讲。他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靠粗放的要素增长去支撑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这种类型的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劲头。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制约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现实瓶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创新发展路径。

    以下为演讲实录：

 

• 邹骥:

  中国政府决定在6月底以前作为我们参加这个年底的巴黎大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要宣布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承诺，意向国家的自主贡献的目标，这个目标涉及2030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行动的方案，所以我们作为智库参与了这个相关的研究工作，我们没有权利宣布，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思考跟大家分享。

  这里面讲三个基本考虑：第一个，向政府建议的国家自助贡献是基于联合国框架公约的原则和要求，以公平提供持久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根据这个联合国公约的要求，公平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国有能力的选择，还有相关的条款，以及相关方大会的决议，以这个为基础。它的基础就是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国情这些区别，对科学气候的远离和事实的理解，不是抽象的口号，它是基于非常详实、确凿的科学事实，就是累计排放。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能源在全球占比70%，而对于人口的占比不到20%，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IBCC评估报告有这方面的描述。中国、美国、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累计排放比例，我们这个数据是来自美国国家实验室和欧洲的几个实验室的数据，大概是1：2.6：2.4。中国排放超过了美欧，2030年超过了美欧之和，这是错误的。因为讲的是损失排放，但是气候变化的原因是累计排放，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做一点小科普。累计排放来讲，就是今天美欧之和是中国的5倍，美欧之和是中国的2.6倍，这是基本的科学事实和原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今天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1850年以来到1990年之间累计排放的结果。我们在这个基本依据下，来构思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

• 邹骥:

  我们认识到中国损失排放，就是每年排放多少，它的增量是很快的，增加非常迅速，已经和人口一样，基于世界之首了，这是引起全球密切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这么高的损失排放来延续的话，中国自己累计排放的贡献假以时日，也会逐步的上升，对今后长远的全球气候变化会产生日益增强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也必须面对。，也要非常客观的面对。从风险预防的角度来考虑，中国需要正视作为发展在公约下应当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靠粗放的要素增长去支撑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这种类型的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劲头。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制约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现实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创新发展路径，顺便说一下，我们大概在过去的2年里面，一个核心的研究成果，一个战略概念的研究成果，就是发展路径的创新。w可喜的是，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克强总理在他的讲话里面提出发展路径创新的号召。我们想，我们不敢妄言说这是依据我们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我们和克强总理想到一起了，在两三年以前就已经了的论述。当时是内部的报告，现在研究成果陆续公开发表，有机会进一步深入探讨，路径创新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成为我们向中国政府建议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的核心的基础的概念框架。我们要走上一条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优化发展道路的要素，为什么习主席、习总书记讲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中国的利益与全球的利益在应对气候上要高度一致的。

• 邹骥:

  发展中创新的战略构想，就是我们达到排放峰值时对应的收入水平，低于欧洲、美国在历史上相应的峰值收入水平。大约我们考察了近代工业化历史，欧洲、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达到排放峰值的时候，相对应的人均GDP大概是20000-25000美元左右，2010年的不变价格，我们大概的测算中国达到峰值对应的人均GDP在15000美元左右，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收入水平，就要达到峰值。而且这次在去年中美联合公报中，首次提出峰值的目标，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对整个工业化历史的规律、发展路径的研判，中央确认要树立这样一个目标，这是由我们的历史考察的基础的。

  保证我们以最少的可控的温室气体排放，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富裕、安全、尊严和幸福。这是中国要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世界近代工业化历史新的篇章和新的奇迹，任重道远。考虑中国的国情，我们从发展阶段、能力几个角度考虑，我们现在处于碳密度最高的阶段，工业化的阶段，我们又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内涵能源出口，我们有20%-30%温室气体排放，为了向世界其他市场提供产品的，国家的能力我们是巨国，巨国有巨国效应，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相对于我们巨大的公共服务的负担，我们巨大的低收入的人口，这个能力又是很弱，还缺少人才和社会治理的能力，企业缺少足够高效、高质具有自主创新的能力，企业盈利和技术管理水平还普遍不高，自有知识产权不足以支撑高效的企业，我们国情一个最相关的就是我们资源禀赋，以煤为主，这是上帝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没有什么选择，另外能源和人口还有经济活动的分布不均衡。

• 邹骥:

  最后国家自主贡献的基本考虑，是这样的，我们考虑管控的，不是一时一世，是整个战略趋势、战略方向和战略路径，这一点我特别提醒国际上的朋友关注这一点，不要整天拘泥于数高了、低了，要看长远，因为气候变化时间尺度都是几百年的。另外，我们涵盖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多个关键部门，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土地利用以及低碳城镇化。另外，我们提出了广泛的体制和政策工具的选择，来支撑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一个我们提出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设想，在全球合作的背景下，在全球气候体制的背景下，与有关各方的互动和合作中实现的目标。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思考也在继续，希望大家今后多合作。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 郜玉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