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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元旦，陪都重庆显得异常热闹。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中央公园举行露天音乐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郭沫若到会演讲，中国制片厂合唱团合唱抗战歌曲；《中央日报》社论引用了抗金名将岳飞悲壮的诗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在日本，发动中日战争的近卫内阁倒台，日军两年前夸口要在两个月结束战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话，已成为历史的笑柄，面临困境的日本政坛频繁地变换着首相。

美国依旧是孤立主义者占了上风只是罗斯福总统对欧洲的局势深感不安，他提醒美国国民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希特勒妄图称霸欧洲，一旦他得逞，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就濒临危险。如果莱茵河边界遭到威胁，世界的其他部分也会遭到威胁，一旦这一带边界落入希特勒之手，德国的行动将无法抵挡。”

这年，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军占领巴塞罗那，不久，佛朗哥叛军攻陷马德里，建立独裁统治，西班牙内战结束。不到三个月，被称为东方马德里的武汉与西方的马德里都沦陷了。

2月，日军攻占了海南岛。这一军事行动被当时中国的报纸称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海南岛成为日本日后侵略东南亚的跳板。

这时候的日本因为兵力不够，已经不再急于开辟新的战线，而不得不准备“百年战争”了。 日本政府要实行“以战养战”，在占领区内2万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满了待运的“战利品”。中国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而返程的船上满载着受日本政府鼓励来中国安家落户的日本人，这一年，日本在华移民已达26万人。

在伪满洲国，农民全年产粮约2000万吨，但根据关东军的要求，这其中的60%以上要向日本提供，自留的食用粮和种子粮不足40%。东北的农民负担沉重。而日本开拓团的移民则无需交纳公粮，只需按月领取口粮即可。

两年的战争并没有会摧毁中国的经济。反过来，因为战争和日军的封锁，一直在中国倾销的外国商品已经无法进入，这难得的机会大大刺激了后方的工业生产，手工业更是大行其道。这年的粮食是个丰收年。重庆的日用品供应充足，盐每斤一角五、油每斤三角到六角，大米每石六元到十四元。

在延安，《新中华报》刊载了陕甘宁边区的物价：小米每斗四元，麦子每斗4元，羊肉每斤4角。而在陕甘宁边区，自乡政府乡长至边区政府主席，每月津贴多则不超过五元，少则只有一元一角。

在这年“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倡导建立女子大学，并个人捐赠300元钱作为女大的筹建资金。四个月后，女大在王家坪正式成立。女大刚开学就招收学员500人，很快即增至1000人。同时，边区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原则在边区逐渐深入人心。

自从去年夏天到达延安以来，33岁的陈学昭一直在以旁观者的心态，细心感受着延安的特色。陈学昭出身于江南的书香门第，又在法国留学了10年，获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对于像她这样的具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延安的一切是那样的新鲜与不同。延安的男女平等和进步婚姻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延安访问记》中写到：

“一般地说，边区的环境，对于两性生活是比中国任何地方来得纯洁些。客观方面，没有妓院，没有赌馆，没有舞场，也没有茶店，而夫妇双双跑到延安来，希祈对于国家，能尽力于万一。这种例子，可说很多。在一切为着抗战与“相敬如宾”、“情爱如蜜”的情况下，他们的爱情经受大时代的折磨与激荡，是更会巩固与健康的。”

对于延安当时夫妻之间的生活，陈学昭这样写到：

“延安的惯例，是夫妻分居的，她们流行叫做“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丈夫接妻子，妻子接丈夫。之所以这样，听说是为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因夫妇的情感而浪费时间，或妨碍工作，除非夫妇两人的工作是同样性质，而同在一个机关的，他们才得经常过着夫妻生活。”

陈学昭后来又在1940年和1946年两次来到延安，每一次她都用笔记下了延安的点滴变化。

3月26日至31日，对作曲家冼星海来说，是灵感喷发的6天。这短短6天里他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至此，他和诗人光未然合作的，中国音乐史上的史诗性作品《黄河大合唱》就诞生了。

抗战时期，中国的流行音乐已经十分成熟了，在当时，流行音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上海的黎锦辉等人，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方音乐特色而创作出，轻松活泼、曲调优美的流行音乐，包括像《毛毛雨》、《渔光曲》、《马路天使》和《夜来香》等广为流传的歌曲；另一类是那种激励民众抗战，铿锵有劲革命歌曲，包括像《大倒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黄河大合唱》显然属于后者。

当时，冼星海34岁，光未然26岁，二人之前同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文艺工作。1938年底和1939年初，二人先后到达延安。

在光未然创作了歌词后，冼星海开始作曲，他的创作很辛苦，光未然后来回忆到：

“他一开始写作就不愿休息，偶尔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忽地又起来振笔直书下去。他爱吃糖果，当时延安买不着糖果，他要我买2斤白糖送给他。白糖放在桌上，写几句便抓一把送进嘴里，于是一转瞬间，糖水便转化为美妙的乐句了。”

几天后，乐曲完成，兴奋的冼星海说：

“这种雄亮的救亡歌声为中国八千年来所没有，而群众能受它的激荡更加坚决地抵抗和团结，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件音乐奇迹。” 《黄河大合唱》由9个乐章组成，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赞美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展示了一幅全国人民英勇抗日的壮烈图景。

两个月后，《黄河大合唱》在首次公演，获得了巨大成功。

3月15日，捷克陷落，纳粹德国的军队占领布拉格，英国与法国的绥靖政策没有让希特勒停下扩展的步伐。一个月后，为庆祝希特勒的五十岁生日，德国举行了国防军阅兵式，德国兵的军靴震撼着了整个欧洲，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不甘寂寞，他的军队开进了巴尔干小王国阿尔巴尼亚，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4月底，美国纽约开始定期播出电视节目，同一天，首批电视机出现在商店的柜台上。在4月举行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总统罗斯福成为第一位上电视的总统。

5月3日和4日，日本空军猛烈空袭了陪都重庆，已经进行了1年半的重庆大轰炸，力度骤然升级。重庆市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四面环山，江水回绕，城市傍水依山，层叠而上，既以江城著称，又以山城扬名。日军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从1938年2月一直延续到1943年8月，时间长达五年半。飞机的出现使得后方未必就比前线安全。

在重庆，作家老舍已经逐渐学会了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暑。抗战开始后，老舍不得不丢下妻儿，一路辗转，从济南，经武汉，到重庆。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这是老舍在西迁途中写下的流亡诗。

“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

这是老舍自传中描述的5月3日的重庆，这一天，36架日机投下了携带的全部166颗炸弹。重庆最繁华的7条街道几乎全部被炸毁，共有673人被炸死，20多万人无家可归。

白修德，美国记者，来到重庆时他刚刚23岁，在哈佛大学老师费正清的推荐下，担任美国新闻处官员。由于才华出众，很快成为《时代》周刊杂志驻远东的首席记者，这一天的大轰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便看见了由27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天空。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顶上，我的视野更开阔了。输电线被炸断，重庆的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使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旧城的大小山谷里横冲直撞。”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当时，为了修建防空洞，市政当局挨家挨户筹钱，平均每户分摊一块钱，家境好一点的要给两块、三块，实在太穷的就免了，而当时一个普通劳动力干一个月也就两块钱左右。要进防空洞，每人还要交10块钱办“防空证”，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交得起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百姓都买不起“防空证”。

5月3日这一天，11岁的邓婉云跟母亲去外婆家与亲戚聚会，在外婆家，她们经历了轰炸，邓婉云后来回忆说：

“我外婆家里的人很多，很多亲戚看到日本飞机来了，都躲到了桌子底下，桌上盖着棉被等铺盖。日军炸弹恰好炸到了外婆家，房子塌了，我们被埋在了里面，到处都是硫磺味儿，怀孕四个月的二姨妈被当场炸死，惨得很，那个时候我只晓得哭。外婆一家基本上都死了，七口棺材一起出的殡。”

18岁的郑勇是医疗救护队的一名护士，在一次次的轰炸中，郑勇和她救护队的队友们，目睹了轰炸中最惨烈的景象，她回忆说：

“敌机离开后，救护队马上都出去救护了。医院开会布置了任务，组织了分队，5人一组，一人负责填伤票，2人负责包扎，2人负责上药。那几天太吓人了，锯手锯脚的特别多，粉碎性骨折的只有截肢，截得肢都用箩兜装，很吓人。那个热天里，很多尸体长了蛆，惨得很，树枝上到处挂的都是肉，简直不忍看，没有死的就得救护走，天天都做这个工作。”

日本空军对重庆5年多的无区别、无限制的战略轰炸，重庆市民饱受磨难。

在日本，随着战事的拖延，随军医护人员也逐渐增多，许多受过训练的护士被派往战场。战争期间，在各个野战医院，和士兵一起战死的护士也有。

5月11日，“诺门罕事件” 爆发，入侵诺门罕地区的日军与近百名蒙古骑兵交火，从而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关东军第23师团首先向蒙古守军发动局部进攻，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随即向前线调集了大量兵力与日军作战。双方激战数月，日军损失了5万多兵员和大量的重武器，这场战役也成为了“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日本关东军陆军医院的护士，壬生德子的工作就是没完没了地在医院协助军医给伤兵做手术，面对着那些从战场上抬下来的日本伤兵，德子的心情很复杂，她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这样写到：

“战斗真的很残酷，每天都有大量的伤兵被送到这里。因为很多人伤势严重需要截肢，所以医院里扔得到处都是断胳膊断腿。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难道，圣战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么？”

实际上，德子的这封信根本就没有发出去，关东宪兵队对她的信进行了检查。检查后宪兵认为，由于德子的这封信含有暴露军事秘密和厌战情绪的内容，所以决定扣留不发。显然，关东军非常担心战斗的惨烈事实传回日本后所引起的恶劣影响。

“诺门罕事件“让苏联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始终在惦记着自己的远东，但为了能够腾出精力去面对欧洲的潜在敌人德国，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

苏联对华援助,始于两年前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德国等国的军售停止后，蒋介石开始更多地依靠苏联援助。当时，苏联是惟一支持中国抗战的大国

6月25日，苏联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1.5亿美元，贷款将用于供中国政府购买苏联生产的军事设备。这已是苏联第三次向中国提供贷款了，抗战爆发后，苏联已经分两次向中国提供了1亿美元的军事贷款。通过这些贷款，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大量国内急缺的武器弹药。苏联除提供援华物资外，还派遣飞行员来华助战。德国撤走军事顾问后，苏联开始派遣更多军事顾问来华。到这年2月，共有3600名苏联军人以不同方式来华，战死数百人。

6月下旬，故事片《孤岛天堂》在香港首映了，这是蔡楚生导演根据赵英才的原著故事改编创作的。影片描写了在上海沦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得到东北流亡舞女和许多贫苦市民的支持，在一次盛大的舞宴上把汉奸特务一网打尽，并成功参加游击队的故事。

电影连映12天，受到了香港观众的欢迎；在重庆等地映出时，反响同样的热烈；在南洋各地放映时， 每当剧中人说到“中国是不会亡的”！，观众们就会起立报以热烈的鼓掌。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先后由周恩来、秦邦宪、王若飞、董必武等任书记或代理书记，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及海外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社等公开机构。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南方局坚持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广泛开展统战、文化、军事、群众、外事、党建等各方面工作，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扩大了在世界的影响。

1月17日－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文件。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

1月－3月 刘伯承、邓小平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同冀南军区部队一起进行反“扫荡”作战，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1月－4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第一二○师主力会合冀中区部队，连续粉碎日、伪军多次围攻，并在河间齐会村歼灭日军700余人。

2月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掀起大生产运动。翌年12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始开进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2月－翌年3月国共合作在湖南衡山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派出叶剑英等30余名工作人员，先后培训抗日游击干部3000多人。

3月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进入鲁西。5月，在泰（安）肥（城）地区取得陆房突围战斗的胜利，毙伤日军1300余人。

5月－11月华中新四军完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先后在皖中庐江东汤池成立江北指挥部、在苏南溧阳水西村成立江南指挥部，分别由张云逸、陈毅任指挥。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

7月－8月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反击日军5万余人的大“扫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10月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创刊（1941年8月停刊）。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还于1941年5月创办了机关报《解放日报》（1947年3月停刊）。

同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将这一任务称为“伟大的工程”。

10月－12月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师配合下，粉碎2万余日军对北岳区的大“扫荡”，歼敌3600余人，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

11月来华参加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唐县逝世。毛泽东题写挽词，并撰写《学习白求恩》（后改为《纪念白求恩》）。1942年12月，来华参加抗战的印度大夫柯棣华在唐县逝世。毛泽东题写挽词。

12月－翌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自卫原则，击败顽固派的进攻，并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停止战斗，先后同国民党有关地方当局达成划定驻区、分区抗战的协议。

责任编辑: 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