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人间仙草”。吉林长白山温凉的山地气候，肥沃的腐殖土壤，成为野生人参生长的最佳之地。现今，野生人参的价格与黄金一样昂贵。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毫无顾忌地采挖这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野生人参的在人类无止境的欲求下已经濒临绝境，而在东北已有300多年的人参种植业也同样面临困境。

把头，采参队伍的带头大哥
      2010年6月，大巴车从长春到长白山腹地抚松足足走了5个小时。达到抚松，向导冷维臣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今年48岁的冷维臣不仅经营着野山参贸易，还种植着几千平方丈（1亩=60平方丈）园参，多年的实战经验让他成为一个研究人参的土专家。

      我拿出一张2006年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的展柜里拍摄的人参照片，文字说明记载：这颗9.2两重的百年人参出土地是抚松县境内的原始森林，时间在1981年的秋天。这是长白山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一颗自然生长的野山参，专家曾推算它大约有130多年的参龄。我告诉冷维臣想去拜访这位当年的采参人。

      当地管“采参人”叫“放山人”。采到最大个野山参的老把头叫王忠全，家住离抚松县城60多公里的北岗镇。“把头”是对放山多年经验丰富者的尊称，是采参队伍的带头大哥。在前往寻找老把头的路上，冷维臣与我说起长白山人参的传奇故事：大约在唐朝渤海时期，渤海国向朝廷纳贡的主要贡品之一就是长白山人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建洲女真人将采挖到的10万斤野山参全部运入中原地区，换回铧犁、锅、盐、粮油、布匹等物品。

      在清王朝时期，一株质量上佳的野生人参，价格就已经大大超过同等重量的黄金。冷维臣说，满族作为一个偏居东北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财力发动对明朝的的强大军事攻势，除了军事兼并和掠夺外，其中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辽东马市上的人参、毛皮贸易。满族人依靠从山上采挖的人参赚取了大量银两。

      入关后，清朝对采参更是高度重视，最初由兵部发放采挖人参的许可证（参票），其中每年要下发数千张，其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发放了3000余张；在乾隆九年（1744年）甚至设立的参官局，专门管理参务，甚至对挖参人上山的线路都做了明确规定。持有参票的人必须在采挖后向朝廷上交规定数量上等人参，如有剩余才可以在严格的管理下进行交易。

      当我们赶到北岗镇时，邻居说王把头已经上参园子干活去了，于是让这位邻居带我们找。在上山的路上常会看见有用蓝色塑料布盖着的地棚子，那就是个人的园参种植园。清朝乾隆初年，抚松地方官府为了应付朝廷征收人参的需要，开始允许当地百姓刨翻原土大面积培植园参。同治年间在抚松境内今称东岗、西岗、北岗的山坡上，从事园参种植的参农有300多户。

      今年76岁的王忠权早已不能再翻山越岭去找野山参了，同乡张仁柱就请他帮忙看护自己那5000多平方丈园参。园参地在森林附近的一个缓坡地带，参串子（种参的池垄）南北长约500多米，是去年秋天张仁柱雇人刨翻过来的原土。从4月份开始，张仁柱按照园参种植的传统方法，将3年前种在另一块参地里的参苗移栽到这片地里。园参的生长期为5—6年，到第3年必须得换一次土壤，以满足园参连年生长的营养需求。

      地头上，王忠权正忙着给参串子搭遮阳棚子，再蒙上塑料薄膜，目的是为了让生长期内的园参强光和夏季的雨水。我关切地问：“冬天的时候也这样吗？”王忠权摆摆手说：“那时候不行，到了11月底就将参串子架上的塑料布撤下去，再用玉米秆子盖到参串子上，要不然冬天冻坏的园参待来年春天就会烂在地里”。

      当我向王把头打听当年他“放山”采到那颗珍贵野山参的事情，他选择了沉默，待人的态度也没有先前那么热情了。我只好将话题转移到园参的种植上，和老人的谈话才变得轻松了许多。回来的路上，我从王把头邻居的口中得知：那是1981年中秋节前夕，王忠权领着两位年青人在长白山附近的森林里转了五六天，也没看见野山参的影子。第7天想歇工下山时，他们发现了这颗野山参的花籽，大家乐坏了！几人用去十几个小时才一点点将那颗近30公分长的“大货”（放山人对大山参的称呼）采挖出来。

      回家大家一过称，居然有9.2两，大伙都想卖个好价钱。但是，当时的政策只准许国家收购，无奈只好将野山参以1000多元的价格出手了。第二年政策放宽了，收购山参的那家公司转手出让时，那棵野山参的价格便涨到几十万。事情过去20多年了，老王总觉得自己当时太糊涂，卖了那么一点钱，对不住大家。从此，老把头也不再领人放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