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史册的第七世达赖喇嘛

雍和宫网站 www.yonghegong.cn　　　　　　　时间： 2008-10-27

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一生从没有到过雍和宫，但他在雍和宫的影响无处不在，他对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初期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至今为人们所传颂。

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后，乾隆皇帝立即谕旨第七世达赖喇嘛：雍和宫管理僧人学经的经师和主持各扎仓的僧人必须由第七世达赖喇嘛从西藏选派。据不完全统计，七世达赖喇嘛先后派往雍和宫的格西(有很高佛学造诣的大喇嘛)就达70人之多。这些人员的到来，对当时雍和宫的管理和培养优秀宗教人员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为庆贺雍和宫改建工程竣工，七世达赖喇嘛还派人送来尖顶僧帽500顶，送来《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41卷，首幅写有“祝大皇帝福寿安康、祝雍和宫永远兴旺”的藏文殊胜祝词。据《章嘉.若比多吉传》记载：皇上接到达赖喇嘛的这件礼物后，非常高兴，后来把这些唐卡陈列在新寺的大经堂里展览。据史料载，当时前来观看的人围得水泄不通。现在，这套4l幅唐卡画悬挂在雍和宫万福阁大殿四周，至今完好如初。此外，第七世达赖喇嘛还为雍和宫送来佛像、佛塔无数。供奉于雍和宫第四进大殿——法轮殿正中宗喀巴大师像前一楠木佛龛内的释迦牟尼佛就是其中之一。

这尊佛像高62厘米，慈眉善目，鼻通口合。佛祖双手举在胸前，拇指和食指扣成环形，呈“说法印”。龛中的释迦牟尼神情怡然，端庄宁静。佛龛背光处插立一形似莲瓣的包漆木牌，木牌从左至右以满、蒙、藏、汉四种文字详细记录着这尊佛像的来源、名称、品位、供奉的地点等。现将汉文部分录下：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特旨命西藏郡王颇罗鼐将大利益佛像请至京城供奉，颇罗鼐随与达赖喇嘛公同阅定后交钦差副都统索拜，恭请于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具奏。奉旨供奉于雍和宫。”此像为释迦牟尼佛在西域文严城室、罗筏城、灵鹫山处转法轮之像。源流经云：凡供此佛之处，法教大兴。又有御制诗赞日：

佛身普遍诸大会，充满法界无穷尽，

为救世间而献身，究竟本无身可献。

如妙莲花出诸水，水与莲花无二性， ’

是则名为转法轮，西天东土何分别。

此像为雍和宫所藏佛像珍品之一。

第二尊佛像是现供奉于雍和宫第二进大殿——雍和宫殿里的三叶冠观音菩萨像。这尊佛像是颇罗鼐为恭贺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庙特向乾隆皇帝敬献的。佛像高93厘米，通高101厘米，由名贵白檀木精雕而成。由于年代久远，原佛龛早已损坏，菩萨原着之装也按蒙古族习惯重新更换。所幸佛像背光保存较为完整。背光有版芯，形似莲瓣，高110厘米，宽40厘米，从左至右书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其汉字题款为：“曼殊室利大皇帝为众生安逸，大兴黄教，建立新庙，敬进白檀庄严利益罗吉硕哩佛，交伊来使囊素丹津品尔口口于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京具奏。奉旨供奉于雍和宫。”

据佛像文字和史料记载，上达两尊佛像都是在乾隆十年(1745)由西藏郡王颇罗鼐亲自挑选，并其中一尊交第七世达赖喇嘛认定后，都由驻藏大臣索拜送往北京的。可见这一时期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已进入相当融洽的阶段。这一时期也是西藏地方最稳定的时期之一。

如今，在雍和宫第五进大殿——万福阁内矗立着一尊高26米(地上18米，地下8米)的迈达拉佛，这尊佛像因为是由一根独木雕刻而成，1990年被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站在这里的游客和信徒在感叹古人精湛的雕刻技艺之余，无不被佛像背后所传颂的感人的历史故事所深深吸引。

相传，大约在乾隆十五年(1750)左右，第七世达赖喇嘛以大量宝物自廓尔喀(尼泊尔)换得直径3米的大白檀树一棵，经西藏、四川运到北京，后由蒙古察汉达尔罕喇嘛设计，由清官养心殿造办处的各行工匠会同中正殿造办佛像的喇嘛工匠进行雕刻，成就了这尊高26米的迈达拉佛。然后将佛像以苇毡包护，盖起了全寺最大的佛殿万福阁。清朝皇帝和西藏大活佛共同成就了这尊被人千古膜拜的佛像，也留下了一段久久被人传颂的历史佳话。

第七世达赖喇嘛一生坎坷，一生大部分时间里，西藏内部纷争不断，他本人也一直远离西藏政教舞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岁的格桑嘉措被康熙皇帝封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在他之前，西藏历史上曾出现过二个第六世达赖喇嘛。

清朝立国之初，蒙古和硕特部控制了西藏和青海地区，这就使得清朝在处理西藏问题时不得不考虑到蒙古人的利益。达赖喇嘛的“立”与“废”，充分体现了清朝一贯实行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国策。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当时掌管西藏地方政权的第巴桑结嘉措在“隐匿不奏”“十有六年”的情况下，秘密认定出生于门达旺拉沃玉松的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将灵童迎至日喀则请五世班禅大师落发剃度，然后密藏于南卡子宗一寺中，对外则仍以五世达赖喇嘛名义发号施令。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征讨噶尔丹时从俘虏口中获知五世达赖已去世多年，第巴被迫于翌年三月派人往北京如实奏报五世达赖喇嘛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达赖喇嘛已十五岁。康熙对第巴事先不报甚为动怒，但出于大局考虑也只好默认既成事实，并派理藩院主事保柱人藏“看明”小达赖喇嘛，随后又遣二世章嘉国师·阿旺罗桑却丹赴拉萨参加仓央嘉措于1697年10月25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坐床仪式。清朝政府虽然对仓央嘉措没有正式册封，但实际上给予了承认即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巴桑结嘉措被已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所杀。随后，拉藏汗以仓央嘉措行止放荡为名，奏请清廷废除。

清廷即“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汗为羽法恭顺王”，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初十日，仓央嘉措在解京途中病故于青海。1707年1月，理藩院奏报康熙：“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拉藏汗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假达赖喇嘛行事悖乱，今既在途中病故，应行文商南多尔济将其尸骸抛弃。”关于仓央嘉措的圆寂还有其它说法，一是说他隐姓埋名云游天下最终于宁夏阿拉善圆寂。

仓央嘉措被废后，拉藏汗即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另立意希嘉措为达赖喇嘛，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康熙正式“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之废和意希嘉措之立，在蒙藏宗教界引起极大波动，对于意希嘉措，“蒙藏之人均不认可”，更遭到黄教寺院集团特别是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台吉的反对，康熙四十九年(1710)，西藏三大寺上层僧侣又在理塘寻得达赖喇嘛的又一转世“灵童”格桑嘉措，并由具有权威的乃穷护法神宣布了这一结果，不久得到青海蒙古首领的认可。当时清廷正忙于征讨准噶尔无力顾及西藏，但是，由于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关系到西藏局势安危，所以清廷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位出自理塘的灵童——格桑嘉措。

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青海各部大小头领和大多数信徒一致祈愿和迎请下，格桑嘉措被迎至青海湖边供养。康熙五十五年(1716)，几经周折，青海和硕特部奉旨将格桑嘉措迎进了塔尔寺供养。不久，康熙皇帝降旨，承认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这样，西藏历史上曾出现的两个第六世达赖喇嘛都先后被废除。

1720年，清军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藏，收复了拉萨。应西藏广大僧俗的共同要求，清政府派军将早已移居青海塔尔寺的理塘灵童护送入藏，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受清朝册封的格桑嘉措。他是西藏历史上出现的第三个第六世达赖喇嘛。

1720年4月20日，清军护送格桑嘉措自塔尔寺启程，9月15日抵达拉萨。清军护送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至拉萨的壮举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清实录》记载：拉萨僧俗“罔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见我大兵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达赖喇嘛入藏坐床，“僧俗皈依，远近倾响，欢声呼天，梵音匝地，共祝圣寿无疆，山河巩固”。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后，拉藏汗所立意希嘉措被清军送往北京处理。

雍正时期清朝对格桑嘉措再次册封。雍正与康熙所不同的是，康熙当年册封用的是满、蒙、藏三种文字，而雍正册封时用了汉、满、藏、蒙四种文字；另一点不同之处在于雍正在册文中没有提到第几世达赖喇嘛，而只是“达赖喇嘛”。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央政府恢复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后，格桑嘉措被排定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复杂的政局决定了作为第七世达赖喇嘛的格桑嘉措一生的多舛与坎坷。他一生只活到50岁，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一生中真正行使政权的时间只有六年，而且都是在乾隆时期。

这里有一份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二-I-TL日的皇帝敕谕，现摘录于后：

敕谕达赖喇嘛：

“……尔僧乃承佛教之大喇嘛，藏地对振兴黄教，至关重要，朕极挂念安定地方，以利尔僧，故朕特降谕旨，命四川总督策楞，侍郎兆惠，那木扎尔，副都统班第，凡事与尔商办，噶伦班智达年轻，独自一人办理藏务，难以周全，故令彼等与尔僧商酌，议定由藏地大于内，择其晓事安分，为番众所信服者数名，会同班智达办理噶伦事务，以期永无事端。"

这是清中央政府第一次授重任于第七世达赖喇嘛。关于第七世达赖喇嘛的主要职能在后来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中有详细记载：“凡地方之细小事务由众噶伦秉公商妥协理外，其重大事务及紧要事件，务需呈请达赖喇嘛及驻藏大臣酌定办理，钤用达赖喇嘛印信与驻藏大臣关防遵行。"这是第七世达赖喇嘛走上西藏政教舞台之开始。在此后直到他圆寂的六年时间里，他与驻藏大臣及众噶伦积极配合，为维护西藏地方安定作出了很大贡献。西藏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政教合一”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完善的。第七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也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往雍和宫派僧人，给雍和宫送佛像等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由此可见，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雍和宫，有着不同于一般寺院的特点，它像一段凝固的历史，通过宫藏的每一尊佛像、每一幅唐卡，我们都可以透视到特定历史条件下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

责任编辑: 苏娜

文章来源: 雍和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