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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现场 第三集 遭遇民国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2-01-11

在历史现场 第三集 遭遇民国


  武汉,中国的工业重镇,一个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组成著名城市。自一个半世纪前,张之洞在这里开展洋务运动后,汉口逐渐繁荣,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1911年10月9日,暮色降临,汉口正与武昌隔江相望,此时,长江还在涨水,仿佛蕴藏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第二天凌晨,在武昌这座称作"中和门"的城楼上,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清朝的守备哨兵,攻占了黎元洪统领的指挥部,黎元洪率部起义。

  武昌新军的枪声敲响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丧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十八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一场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拉开序幕。十八星旗在湖北都督府的上空飘扬,孙中山先生多年为之奔走呐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变为现实。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当清朝君臣争论立宪新政之际。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紫禁城里慌作一团。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决定迅速调动精锐北洋军向武汉逼近,一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潮这场较量将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东方。两名澳大利亚人卷入了这场革命,从此与中国的民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一位就是十年前享誉世界的莫里森。

  10月11日,就在起义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莫里森便给《泰晤士报》发出第一封北京专电,电报描述了这场起义对清政府的巨大震动:"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随后,莫里森专程奔赴动荡中的汉口。此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武汉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莫里森只在汉口呆了五天,从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报》连续发出了近万字的电文,向世界报道了首义后武汉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这时候,革命的真正领袖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还在香港,莫里森虽然没有见到这些著名人物,却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澳大利亚的同胞端纳。他的身份是美国《先驱报》的新闻记者。

  1911年12月1日,端纳向《先驱报》发出了一篇两千字的电讯:"今天早晨,一场生死斗争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间进行。炮弹在紫金山顶到平原处一带呼啸,弹片在高处和远处飞散,中国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伤亡,处在低处的清军士兵正在作绝望的挣扎―――" 电文中所称的城市就是南京,那座山就是紫金山。

  在辛亥浪潮中,宣布独立的各省,纷纷悬挂起共和的旗帜,唯独张勋统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的最后一个要塞,占领南京就可能结束战争。11月,共和军队聚集在南京下游40英里的镇江,准备攻打南京。端纳匆匆赶到这里,他自告奋勇,冒险登上了紫金山,亲自侦查清军情况,并身先士卒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傍晚,当攻城还在继续的时候,端纳悄悄地离开阵地,在一个已被控制的太平门附近的车站电报局内,靠着蜡烛和一枝铅笔,起草了电文,向世界报道了这场战斗。

  端纳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八年前,他只身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记者生涯。此时,在罗湖桥的对旱,清王朝已经。旁观者都以为联合成功了。

  几天后,冯玉祥又赶到徐州,在那里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的政局逐渐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大屠杀。国共合作的阵线彻底破裂。

  革命者的鲜血映红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帜倒在了血泊中。

  宋庆龄愤怒至极,决定离开武汉。

  7月14日她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国革命军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宋庆龄选择这一时刻来表明她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从丰饶的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从黄浦江畔的外滩直插上海喧哗的商业中心。静安寺路就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跑马场,流过高墙和铁门围着的公馆进入当时乡下的地方。"在路尽头的一个公园里,端纳找到了上海的革命党人伍廷芳,自那以后,他就牢牢地和这个革命运动连在了一起。

  果然,几个月之后,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这里。11月6日,革命党人攻占了江南制造局,上海随之光复。独立各省的代表纷纷云集上海,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当他们为谁来领导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争论不休时,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从海外归来,这个人就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参加了总统就职仪式,并将这个重大新闻通报世界。回到上海的第二天,端纳收到了孙中山的专电,邀请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几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新生的中华民国要说的话,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从一个大鼻子的年轻澳大利亚记者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采访:邢建榕

  革命党人纷纷担任了重要职务,杭州的参谋长职务授予了一位叫蒋介石的年轻军官。他曾在日本听过孙中山演讲,一听到革命他就从日本军校赶了回来,在到杭州之前,他曾与端纳偶然相识,多年以后,端纳成了他的私人顾问。

  长江流域战火纷飞,莫里森却一直关注着北京。在他看来,更戏剧性的新闻必将在这里诞生。几天之后,袁世凯乘坐的火车驶进了北京站。走下火车的袁世凯直奔紫禁城,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武汉前线的战事尚未全部结束。袁世凯一面继续派兵向南方施压,一面又派代表秘密与南方政府谈判。为了尽快推翻清王朝,避免更大规模的生灵涂炭,孙中山提议,只要袁世凯能够迫使清王朝自动放弃政权,南北议和,他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举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得到南方领导人的承诺之后,袁世凯软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清廷退位。时刻关注着紫禁城的莫里森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通讯,抢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

  两天之后,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并把政治顾问的位置留给了莫里森。

  采访张功臣

  袁世凯上任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一条竟是将王府井这条最著名的商业街改为莫里森大街。

  采访张功臣

  出任大总统后的袁世凯并不满足。1914年,他在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礼,紧锣密鼓地为复辟帝制作准备。疯狂的皇帝梦使袁世凯铤而走险。

  北京又成了政治的中心,端纳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接管纽约《先驱报》在北京的办事处,同时兼任上海《远东评论》月刊主笔,每月回上海一次发排稿件。他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中中,财政部长周自齐是端纳最要好的朋友。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端纳正在忙着将《远东评论》稿件付印,突然接到财务总长周自齐的急电: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

  怀着莫名的兴奋,端纳匆匆赶往火车站。夜间快车隆隆驶进北京,他预感到一个重大新闻就要诞生了。出了北京站,端纳坐上人力车,颠颠簸簸直驶美国公使馆,街道两边店铺的百叶窗里透出的丝丝灯光逐次熄灭,繁忙的一天结束了。耳边隐约传来麻将牌哗哗啦啦的声响,偶尔还有几声婴儿的啼哭。

  到了美国公使馆,公使芮恩施正在门口等他,这位通常十分镇静的公使看起来有些焦急不堪。他告诉端纳袁世凯和日本政府似乎正在做着某种交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端纳的游说下,中国也匆匆地宣布对德宣战。并收回对山东的占领权。1915年1月18日, 就在中国收回山东占领权的当天晚上,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来到天坛,面见睡眼惺忪的袁世凯,宣读了日本的"强烈不满",然后他用手杖重重地敲着桌子,把一份威胁的文件留了下来。

  日置益走后,袁世凯气急败坏。事后,一位总长几乎含着眼泪告诉芮恩施说,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是接受的话,那将要断送中国的独立,沦为日本的附庸。

  夜色中,端纳走进位于东总布胡同的周自齐的公馆。周自齐不敢透露详情,端纳提议:"我把认为日本可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都开列出来,你可用铅笔将其中不对的划掉。"

  他们开始了一次特殊的笔谈。

  端纳开出一串要求,周自齐用铅笔将其中几点划去。周自齐启发地问:军火在哪里制造呢?端纳便写下"兵工厂",控制兵工厂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这样,端纳写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可能提出的要求,周自齐逐条印证。控制若干条铁路,发展矿业、进驻军队,都在日本的要求的范围之内。

  端纳当即向《泰晤士报》发出电稿,列举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警告世人亚洲的战火一触即发。电文称:"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然而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采访:邢建榕

  第二天晚上,端纳来到莫里森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寓所。言谈中,莫里森起身说要到书房去一下。端纳注意到,莫里森顺手整理了一下书桌上的文件,并故意在中间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随后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端纳心领神会,机会来了,他朝书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进大衣口袋。这正是端纳一直为之奔走的"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本。

  端纳立即拟就了另一篇电稿,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转发给《泰晤士报》,一经披露,舆论哗然。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超出了袁世凯的想象。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立即发出了《告全国父老书》,呼吁抵制《二十一条》。

  5月7日,恼羞成怒的日本在山东增兵三万,威胁中方在48小时内必须答应二十一条,与此同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向袁世凯报告,日本政府暗示,如果接受二十一条将支持他改制称帝。5月9日,一门心思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签订了经过修改后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出,举世震惊。5月9日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奋然投江自尽。

  年轻的毛泽东写下了明耻篇,并手书"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在北京,20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捐款100万元作为救国基金。上海国民外交后援会等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天津南开学校17岁的中学生周恩来上街演讲,号召国人誓雪国耻。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为了解决战后问题,协约国召开巴黎和会。这一年,莫里森已因病回到英国,虽然重病在身,但他还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中国留欧学生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但遭到大会的拒绝。

  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天,莫里森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中国人民觉醒的一幕,但他立即写信询问北京的情况。《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纪乐士给他回信说:"北京到处可见激昂的学生在街道上大声疾呼,已经达到狂热程度,他们告诉路人,由于内阁中某些亲日成员的过失,已为国家带来莫大屈辱。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阁僚称为被日本收买的卖国贼。"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和约的最后期限,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等人拒绝出席签字仪式。远在英伦的莫里森,当即发表评述说:"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

  此时莫里森已经中并在身,但他仍念念不忘中国。去世前几天他对身边的人说:"此刻,我的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中间。"

  然而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已经顾不上他了。莫里森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

  孙中山逝世后,端纳前往东北,被张学良聘为私人顾问。在他看来,张学良是最有希望拯救中国的人,但张学良身染毒瘾,端纳劝张学良强制戒毒。九一八事变后,端纳陪同张学良到欧洲疗养。回国后,端纳又投到蒋介石幕中做他的私人顾问,并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端纳最终还是为蒋介石所不容,愤而离开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军队设在马尼拉的一个俘虏营里度过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战后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国海军医院治疗。

  1946年11月,端纳回到上海,在宏恩医院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端纳完全知道自己的处境,他重返中国,其实是寻找最后的归宿。 端纳死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端纳的墓碑如今已难以找到,据说当年他就埋葬在宋耀如的旁边。因为宋耀如,他最早了解到了孙中山的事业,并最终走进了中华民国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位澳大利亚认为中国耗费了一生的精力,功过是非,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责任编辑: 佟静视频来源: CC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