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 第三集 遭遇民国

　　武汉，中国的工业重镇，一个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组成著名城市。自一个半世纪前，张之洞在这里开展洋务运动后，汉口逐渐繁荣，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1911年10月9日，暮色降临，汉口正与武昌隔江相望，此时，长江还在涨水，仿佛蕴藏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第二天凌晨，在武昌这座称作"中和门"的城楼上，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清朝的守备哨兵，攻占了黎元洪统领的指挥部，黎元洪率部起义。

　　武昌新军的枪声敲响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丧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十八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一场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拉开序幕。十八星旗在湖北都督府的上空飘扬，孙中山先生多年为之奔走呐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变为现实。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当清朝君臣争论立宪新政之际。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紫禁城里慌作一团。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决定迅速调动精锐北洋军向武汉逼近，一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潮这场较量将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东方。两名澳大利亚人卷入了这场革命，从此与中国的民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一位就是十年前享誉世界的莫里森。

　　10月11日，就在起义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莫里森便给《泰晤士报》发出第一封北京专电，电报描述了这场起义对清政府的巨大震动："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随后，莫里森专程奔赴动荡中的汉口。此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武汉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莫里森只在汉口呆了五天，从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报》连续发出了近万字的电文，向世界报道了首义后武汉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这时候，革命的真正领袖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还在香港，莫里森虽然没有见到这些著名人物，却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澳大利亚的同胞端纳。他的身份是美国《先驱报》的新闻记者。

　　1911年12月1日，端纳向《先驱报》发出了一篇两千字的电讯："今天早晨，一场生死斗争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间进行。炮弹在紫金山顶到平原处一带呼啸，弹片在高处和远处飞散，中国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伤亡，处在低处的清军士兵正在作绝望的挣扎―――" 电文中所称的城市就是南京，那座山就是紫金山。

　　在辛亥浪潮中，宣布独立的各省，纷纷悬挂起共和的旗帜，唯独张勋统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的最后一个要塞，占领南京就可能结束战争。11月，共和军队聚集在南京下游40英里的镇江，准备攻打南京。端纳匆匆赶到这里，他自告奋勇，冒险登上了紫金山，亲自侦查清军情况，并身先士卒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傍晚，当攻城还在继续的时候，端纳悄悄地离开阵地，在一个已被控制的太平门附近的车站电报局内，靠着蜡烛和一枝铅笔，起草了电文，向世界报道了这场战斗。

　　端纳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八年前，他只身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记者生涯。此时，在罗湖桥的对旱，清王朝已经。旁观者都以为联合成功了。

　　几天后，冯玉祥又赶到徐州，在那里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的政局逐渐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大屠杀。国共合作的阵线彻底破裂。

　　革命者的鲜血映红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帜倒在了血泊中。

　　宋庆龄愤怒至极，决定离开武汉。

　　7月14日她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国革命军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宋庆龄选择这一时刻来表明她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从丰饶的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从黄浦江畔的外滩直插上海喧哗的商业中心。静安寺路就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跑马场，流过高墙和铁门围着的公馆进入当时乡下的地方。"在路尽头的一个公园里，端纳找到了上海的革命党人伍廷芳，自那以后，他就牢牢地和这个革命运动连在了一起。

　　果然，几个月之后，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这里。11月6日，革命党人攻占了江南制造局，上海随之光复。独立各省的代表纷纷云集上海，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当他们为谁来领导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争论不休时，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从海外归来，这个人就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参加了总统就职仪式，并将这个重大新闻通报世界。回到上海的第二天，端纳收到了孙中山的专电，邀请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几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新生的中华民国要说的话，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从一个大鼻子的年轻澳大利亚记者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采访：邢建榕

　　革命党人纷纷担任了重要职务，杭州的参谋长职务授予了一位叫蒋介石的年轻军官。他曾在日本听过孙中山演讲，一听到革命他就从日本军校赶了回来，在到杭州之前，他曾与端纳偶然相识，多年以后，端纳成了他的私人顾问。

　　长江流域战火纷飞，莫里森却一直关注着北京。在他看来，更戏剧性的新闻必将在这里诞生。几天之后，袁世凯乘坐的火车驶进了北京站。走下火车的袁世凯直奔紫禁城，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武汉前线的战事尚未全部结束。袁世凯一面继续派兵向南方施压，一面又派代表秘密与南方政府谈判。为了尽快推翻清王朝，避免更大规模的生灵涂炭，孙中山提议，只要袁世凯能够迫使清王朝自动放弃政权，南北议和，他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举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得到南方领导人的承诺之后，袁世凯软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清廷退位。时刻关注着紫禁城的莫里森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通讯，抢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

　　两天之后，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并把政治顾问的位置留给了莫里森。

　　采访张功臣

　　袁世凯上任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一条竟是将王府井这条最著名的商业街改为莫里森大街。

　　采访张功臣

　　出任大总统后的袁世凯并不满足。1914年，他在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礼，紧锣密鼓地为复辟帝制作准备。疯狂的皇帝梦使袁世凯铤而走险。

　　北京又成了政治的中心，端纳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接管纽约《先驱报》在北京的办事处，同时兼任上海《远东评论》月刊主笔，每月回上海一次发排稿件。他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中中，财政部长周自齐是端纳最要好的朋友。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端纳正在忙着将《远东评论》稿件付印，突然接到财务总长周自齐的急电：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

　　怀着莫名的兴奋，端纳匆匆赶往火车站。夜间快车隆隆驶进北京，他预感到一个重大新闻就要诞生了。出了北京站，端纳坐上人力车，颠颠簸簸直驶美国公使馆，街道两边店铺的百叶窗里透出的丝丝灯光逐次熄灭，繁忙的一天结束了。耳边隐约传来麻将牌哗哗啦啦的声响，偶尔还有几声婴儿的啼哭。

　　到了美国公使馆，公使芮恩施正在门口等他，这位通常十分镇静的公使看起来有些焦急不堪。他告诉端纳袁世凯和日本政府似乎正在做着某种交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端纳的游说下，中国也匆匆地宣布对德宣战。并收回对山东的占领权。1915年1月18日， 就在中国收回山东占领权的当天晚上，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来到天坛，面见睡眼惺忪的袁世凯，宣读了日本的"强烈不满"，然后他用手杖重重地敲着桌子，把一份威胁的文件留了下来。

　　日置益走后，袁世凯气急败坏。事后，一位总长几乎含着眼泪告诉芮恩施说，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是接受的话，那将要断送中国的独立，沦为日本的附庸。

　　夜色中，端纳走进位于东总布胡同的周自齐的公馆。周自齐不敢透露详情，端纳提议："我把认为日本可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都开列出来，你可用铅笔将其中不对的划掉。"

　　他们开始了一次特殊的笔谈。

　　端纳开出一串要求，周自齐用铅笔将其中几点划去。周自齐启发地问：军火在哪里制造呢？端纳便写下"兵工厂"，控制兵工厂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这样，端纳写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可能提出的要求，周自齐逐条印证。控制若干条铁路，发展矿业、进驻军队，都在日本的要求的范围之内。

　　端纳当即向《泰晤士报》发出电稿，列举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警告世人亚洲的战火一触即发。电文称："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然而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采访：邢建榕

　　第二天晚上，端纳来到莫里森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寓所。言谈中，莫里森起身说要到书房去一下。端纳注意到，莫里森顺手整理了一下书桌上的文件，并故意在中间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随后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端纳心领神会，机会来了，他朝书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进大衣口袋。这正是端纳一直为之奔走的"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本。

　　端纳立即拟就了另一篇电稿，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转发给《泰晤士报》，一经披露，舆论哗然。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超出了袁世凯的想象。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立即发出了《告全国父老书》，呼吁抵制《二十一条》。

　　5月7日，恼羞成怒的日本在山东增兵三万，威胁中方在48小时内必须答应二十一条，与此同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向袁世凯报告，日本政府暗示，如果接受二十一条将支持他改制称帝。5月9日，一门心思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签订了经过修改后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出，举世震惊。5月9日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奋然投江自尽。

　　年轻的毛泽东写下了明耻篇，并手书"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在北京，20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捐款100万元作为救国基金。上海国民外交后援会等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天津南开学校17岁的中学生周恩来上街演讲，号召国人誓雪国耻。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为了解决战后问题，协约国召开巴黎和会。这一年，莫里森已因病回到英国，虽然重病在身，但他还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中国留欧学生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但遭到大会的拒绝。

　　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天，莫里森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中国人民觉醒的一幕，但他立即写信询问北京的情况。《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纪乐士给他回信说："北京到处可见激昂的学生在街道上大声疾呼，已经达到狂热程度，他们告诉路人，由于内阁中某些亲日成员的过失，已为国家带来莫大屈辱。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阁僚称为被日本收买的卖国贼。"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和约的最后期限，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等人拒绝出席签字仪式。远在英伦的莫里森，当即发表评述说："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

　　此时莫里森已经中并在身，但他仍念念不忘中国。去世前几天他对身边的人说："此刻，我的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中间。"

　　然而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已经顾不上他了。莫里森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

　　孙中山逝世后，端纳前往东北，被张学良聘为私人顾问。在他看来，张学良是最有希望拯救中国的人，但张学良身染毒瘾，端纳劝张学良强制戒毒。九一八事变后，端纳陪同张学良到欧洲疗养。回国后，端纳又投到蒋介石幕中做他的私人顾问，并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端纳最终还是为蒋介石所不容，愤而离开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军队设在马尼拉的一个俘虏营里度过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战后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国海军医院治疗。

　　1946年11月，端纳回到上海，在宏恩医院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端纳完全知道自己的处境，他重返中国，其实是寻找最后的归宿。 端纳死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端纳的墓碑如今已难以找到，据说当年他就埋葬在宋耀如的旁边。因为宋耀如，他最早了解到了孙中山的事业，并最终走进了中华民国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位澳大利亚认为中国耗费了一生的精力，功过是非，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