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四集 潮起潮落

　　1917年，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为了寻找革命的伙伴和同路人，他们密切地关注着东方并把目光急迫地投向了中国。

　　1923年，在广州，在军阀统治的包围下，孙中山重组国民政府，并提出了三民主义建国学说，掀起了二次革命的热潮。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苏联的密切关注。苏联《真理报》先后派出两名记者维金斯基和马林，前往中国考察和报道中国革命。不过他们还有另外的身份，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

　　在广州，他们会见了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将领，回国不久在〈真理报〉上报道了国民党的发展和活动情况，并指出："在中国南方革命工会运动的基础上，共产党无疑将成长壮大。"这是世界上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最早报道。

　　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注意到了苏联的革命，他意识到中国革命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他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我们已经丧失了从美英法和其他国家得到援助的希望，现在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只有苏俄。"

　　不久，孙中山聘请鲍罗廷作为自己的政治顾问，他在中国的公开身份是俄通社记者。没过多久，他通过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报刊发表文章，透露出对国民党组织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广州政府的失望，决定帮助改组国民党。

　　在鲍罗廷的呼吁和努力下，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选举产生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检察委员，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名列其中。1月24日，苏联大使加拉罕发来贺电，但就在第二天，列宁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当即宣布休会三天，以示哀悼。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引下，南方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革命的高潮，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970年，一个外国人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外国人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女记者、著名作家。1925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从那之后，她先后六次来中国，1958年最后一次来华时已是72岁高龄，在北京定居12年后去世。

　　还是在童年时代，有一次斯特朗伸出小手臂想要拥抱紫丁香花，但紫丁香高傲地不理她，那美丽诱惑着她，却又可望而不可及。斯特朗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是一个同世界隔离的孤单动物。

　　从那时起斯特朗就开始努力寻求摆脱这种孤独感的途径。在一首诗中斯特朗写道："我们为什么要设法藏起/自己那一束微光？/它们汇集在一起，/就发出金色的光芒。"

　　在她的感觉中，遥远的中国仿佛就象一束紫丁香深深吸引着她。

　　1925年10月，斯特朗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稍作停留后，她随即踏上了一列开往张家口的火车。两天后，斯特朗来到了塞外沙漠中的冯玉祥军营，这里已是初冬时节。

　　在斯特朗眼里，冯玉祥是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生活简朴的人。他信奉基督教，中国的传教士称他是"基督将军"，他们赞赏他禁鸦片的法令和他部队的风纪。

　　斯特朗慕名而来。当问及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个省时，冯玉祥答道："我缺乏经验，控制好一个省已经很吃力。" 斯特朗认为这是冯玉祥的巧妙。在斯特朗看来，与北方另外两个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相比，冯玉祥是唯一一个将对后来历史产生影响的人物。

　　斯特朗回到北京后不久，在苏联驻中国使馆遇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范娅。范娅告诉斯特朗："从北方你不能了解现代中国。你应该看看广州，这是很重要的。"

　　从北京到广州，斯特朗赶到恍若从古代的亚洲来到了现代世界。当时，中国的革命正在这里走向高潮。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以顽强的斗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约十万名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声援香港罢工。

　　斯特朗是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唯一允许登陆采访的记者。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告诉她，这场罢工不是种族斗争，不是中英斗争，而是阶级斗争，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广州，斯特朗通过鲍罗廷认识了宋庆龄。此时，孙中山刚刚去世，宋庆龄沉静而优雅的风度，给斯特朗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从少女时代，宋庆龄就渴望接近革命运动的中心，渴望帮助孙中山，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革命。在与孙中山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共担革命的风浪和辛劳的工作共同分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承担起革命的重任。

　　正当斯特朗结束广州的采访离开中国时，另一位美国女记者走进了中国，她就是瑞娜。瑞那长一头火焰般的头发，无论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瑞那有一种天使般的气质，但对北京的美国使馆来说，瑞娜是个危险人物。瑞娜夫妇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外交和宣传的陈友仁委托，主编一份英文宣传报纸《北京人民论坛》和主持一个新闻社。

　　当时的北京，控制在军阀张作霖手中。这个以残暴闻名的东北军阀毫不留情地镇压进步力量，《京报》主笔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

　　陈友仁一直受到张作霖的通缉，瑞娜夫妇正是陈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选。他们是职业记者，而且是西方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动，

　　共产党人李大钊成为他们的直接领导。在得知被列入张作霖的黑名单后，李大钊躲进苏联大使馆避难。于是，瑞娜几乎每天都到使馆去听取李大钊的指示。

　　一天，一位美国记者告诉瑞娜，张作霖正计划绑架她和丈夫，为了逃避迫害，瑞娜夫妇最终决定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到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的宪兵冲进苏联大使馆，抓走了李大钊。28日李大钊死于绞刑。生前李大钊曾对人说："看看瑞娜做出的好榜样，看看她如何忠诚于我们的事业。她在危难时刻为我们工作，但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在南方，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恐慌。帝国主义指使直、奉两军阀联合起来，在北方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向南方包抄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在人民的热烈支持和许多国民党将领的纷纷要求下，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出兵北伐。

　　瑞娜夫妇来到广州，目睹了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热潮，并随军出征。

　　国民革命军士气高涨， 势如破竹，10月10日攻占武汉三镇。（51）

　　瑞娜、威廉夫妇随同北伐军进入了武汉。在整个北伐过程中，共产党员们的英勇善战给瑞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约4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独立团，他们战功显赫，被誉为铁军。

　　武汉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俄国十月革命后一些国家爆发的革命都已相继平息，只有在中国武汉，大革命还继续上演着最后的悲壮。一个个关注革命的记者，从世界各地赶来目睹这里的盛况。（31）

　　1927年初，国民党左派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汪精卫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担任国民革命政府顾问。

　　在武汉的鄱阳路上，有一座废弃的教堂，二十年代在这里主持教堂的神父叫鲁兹。这是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宗教人士，人称"红色神父"。许多来到武汉的外国记者大多居住在这里。1927年初，瑞那也住进了这里。有了瑞那，这里变得格外热闹起来。到武汉后，瑞娜成了鲍罗廷最欣赏的助手。她不仅继续主编《人民论坛报》，同时担任鲍罗廷的新闻宣传秘书，负责接待所有前来武汉采访大革命的外国记者，安排他们的采访，向他们提供新闻稿件。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武汉方面召开会议，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政权的鼎足而立的局面。

　　斯特朗看到了大革命的消息，她不愿意错过目击革命的机会，就满怀热情地赶来中国，就像当初赶往俄国一样。邮船到达目的地上海，斯特朗惊异地上了岸。看到的是一个恐怖的上海。主要街道上一片狼迹，士兵成群结队，扑面的风中依稀还有血腥的味道。

　　当斯特朗乘坐的邮船正在太平洋上航行时，上海突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屠杀。

　　1927年3月，随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北伐军进入上海，蒋介石加紧了反共步伐。4月12日，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发生。数小时内，暴徒们打死工人百余人，打伤数百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1700多支，并占领了上海市总工会。

　　斯特朗企图找到劳工领袖，了解更多的情况。一位经历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国记者劝她说："既然蒋介石没有找到他们，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斯特朗在上海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建议她去汉口，说那里才有真正的革命。美国副领事看了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身份证后，告诉她多数记者都在"扬子江上游"。她决定溯扬子江而上，前往那个吸引着全球目光的地方。

　　在汉口，斯特朗又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邀请她一起住在中央银行大楼顶层。大楼入口处有两位身着整洁军装的国民党卫兵站岗，他们的臂章上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标记，负责保卫宋庆龄和银行的财产。中央银行虽然是国民党的政府银行，但当时已陷入窘迫的处境。每天早晨，斯特朗都看到数百名苦力在银行前排队，等待提取大量铜币。

　　与宋庆龄相处的日子里，宋庆龄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后来的文章中说：

　　"孙逸仙夫人宋庆龄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和最高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条，穿着清洁的亚麻布旗袍。举止谦和端庄，和粗暴的革命似不相称。现在她年轻居孀，却仍然为实现孙中山的夙愿而奋斗。虽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顶住家庭与社会的一切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

　　斯特朗为宋庆龄的勇气所震撼，而宋庆龄也被斯特朗的热情、智慧所感染。在动荡不安的境遇下，两名女子对革命的信心却从来不曾动摇。

　　沿着武汉的沿江大道，有许多石砌的大楼，这是当年外国租界留下的印迹。在距中国银行大楼不远，有两栋相对而建的大楼，一栋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对面则是鲍罗廷的居所，这里楼下是瑞娜的主持的《人民论坛报》办公地点。

　　斯特朗成了这里的常客。斯特朗说，因为我去俄国太晚，没有赶上俄国革命，所以早些到中国来，以便赶上时候。鲍罗廷却意味深长地说说："斯特朗女士的时间总是不凑巧的，她去俄国太晚，而现在她来中国又为时过早。"

　　5月，恐怖开始笼罩武汉。

　　蒋介石切断了武汉的财政来源。禁止在上海和武汉之间的长江上运输粮食。人们冲向宋庆龄居住的银行大楼。斯特朗目睹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

　　"银行大门紧闭。 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

　　在北方，冯玉祥打败奉系张作霖的军队，占领郑州。历史印证了斯特朗的预言，两年前还谦虚地说自己经验不足的冯玉祥，此时已成为政治格局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武汉政府派出专列前往郑州谈判，谋求冯玉祥的支持。交通部长孙科负责安排这趟专列。在这趟专列上，斯特朗和瑞娜是仅有的外国记者。

　　汉口站台上一时充满了热切的期盼。外交部长陈友仁前来送行，他给斯特朗和瑞娜带来了必需品。

　　汪精卫的夫人也来为丈夫送行。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是专列上最显要的文职官员。在斯特朗看来，他身着普通灰色西服，白衬衫敞着领，更像个大学运动员，而不像个四十二岁的政治家。

　　走上这趟专列的还有谭延闿，唐生智等将军。

　　冯玉祥随后到达郑州。他乘坐一辆货车，以表示他作风简朴。

　　但斯特朗后来才知道，冯玉祥一直坐在舒适的专列包厢里，直到郑州前一站才改坐货车。斯特朗估计，这是一种有效的军事策略。

　　汉口来的所有高级官员都下榻在郑州的中国银行。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开始会谈。会议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斯特朗却发现这些将军们在饭桌上缄口不提正事，他们兴趣盎然地谈论蒙古和甘肃两地哪儿的苍蝇更多，而不谈论任何中国和整个世界等待他们决定的重大问题。

　　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冯玉祥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的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斯特朗。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专列回到了武汉。旁观者都以为联合成功了。

　　几天后，冯玉祥又赶到徐州，在那里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的政局逐渐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大屠杀。国共合作的阵线彻底破裂。

　　革命者的鲜血映红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帜倒在了血泊中。

　　宋庆龄愤怒至极，决定离开武汉。

　　7月14日她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国革命军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宋庆龄选择这一时刻来表明她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背离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刊登宋庆龄声明的《人民论坛》在面世之前就被汪精卫政府查抄了。好在在此之前，瑞娜已经用电报将全文发至纽约。第二天，全世界都听到了宋庆龄发出的勇敢的声音。

　　在人们眼中，宋庆龄就像一座风雨中的雕像，象征着一种不屈的力量。

　　宋庆龄和陈友仁、邓演达等组成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前往莫斯科寻求帮助。瑞娜与宋庆龄一起逃离上海，偷偷搭乘黄浦江上的一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斯特朗和鲍罗廷乘坐越野汽车穿越戈壁滩返回苏联。

　　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她渐渐感到了失望，苏联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原来承诺的有利支持。斯大林也没有因为发生"四·一二"政变而改变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曾派往中国的苏联的特使岳飞神密自杀，一切让宋庆龄深感寒心。

　　而此时在上海外滩的大华饭店，伴着喜洋洋的乐曲，成千上万朵玫瑰花铺天盖地的撒落，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第二年初，两个人的婚照被刊登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消息传到莫斯科，宋庆龄听说蒋介石为此还宣布自己信奉基督教。她愤怒的说："如果他是基督教徒，那么我就不是。"

　　坏事接踵而来，在莫斯科寒冷而干燥的冬季，一直陪伴宋庆龄的瑞纳因病去世。

　　瑞娜的葬礼由斯特朗和鲍罗廷的秘书等人安排。苍茫的暮色中，大约一百人的送葬队伍穿过白雪覆盖的城市。 一位美国记者写道："宋庆龄选择步行，苏联政府为她提供的一辆专用轿车缓缓跟在身后。她冻得厉害，裹着大衣还在发抖，但她没有离开队伍。她坚持要来与瑞娜告别。她对瑞娜的真诚情感，明显表露在她的优雅面容上的悲哀和孤寂感之中。"